晏阳初（1890－1990），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中国乡村建设家，创办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著作有《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等。
1918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故，10多万华工背井离乡，在战场做工。他们渴望与家人联系，却无人会写字。这时，一群留学青年应募前来，为他们写家信、念家书。其中，最受大家欢迎的一位年轻人，叫晏阳初。
通过做义工，晏阳初认识到，与其花费大量时间为劳工们读家书，不如鼓励他们学写字。于是，他编写了识字读本，创办了《华工周报》。只用了3个月，华工们就学会了写信，这让晏阳初大受鼓舞。从此，他便把激发平民潜力、解除农民苦痛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920年，晏阳初一回国，便在华中、华北、华东三地开展推行平民教育大运动，取得全国性影响。1923年，晏阳初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该组织宣布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并在总会中设立乡村教育部，把主要工作对象锁定为乡村农民。此后，晏阳初又和同事迁居河北定县，住在农村，深入乡民，与百姓为邻，以农民为师，应用现代社会学的调查方法，通过了解村民的迫切需要进行各种可行方法的试验。
通过实践，晏阳初对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思考日渐成熟。他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出发，将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有机结合、整体推进。为此，他提出了“脑矿”的概念，主张开“人矿”“脑矿”，而开“脑矿”则需要依靠“平民教育”。他为之游历19个省份，通过调查写出了《“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并指出，教育要适合国情，因为中国“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
结合研究和考察，晏阳初总结出普通老百姓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并从识字教育入手，改善这些症状。但是，晏阳初很快发现这个抓手存在问题。他认为，识字教育只是把“识字”作为工具给了平民，有了工具而不会使用也是做无用功。所以，识字教育必须与乡村改造和建设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农村的问题。故此，他在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报告中写道：“我们觉得仅教育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所以从那时候起，我们更进一步觉悟，在乡村办教育若不去干建设工作，是没有用的……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可见，晏阳初通过调查和实践，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治理方略。他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他希望以教育为工具，推动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基于上述观点，经过充分调研，晏阳初采取了三种教育方式：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
学校式就是通过开办“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和“平民大学”，为平民提供相应教育。其中初级平民学校主要针对12岁以上的文盲，进行扫盲式教学。高级平民学校针对已掌握了识字工具并且思维灵敏的学员，通过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来培养农村领袖。
社会式主要针对成年人和妇女，以高级平民学校或平民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各种活动为依托，使相应毕业生继续接受教育。青年农民在平民学校毕业后可以加入“毕业同学会”，还可以利用“流动图书馆”阅读农民周刊，并通过给报纸投稿方式保持继续学习的动力。
家庭式是中国的特殊教育方式，是“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的训练”，使在家庭中的男女老幼都能得到教育。这种方式常与学校式、社会式结合进行，目的是帮助家庭提高生活质量，提高家庭的责任感，帮助解决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矛盾，减少家庭对求学的少年儿童及青年的反对和阻力。
此外，晏阳初始终相信中华民族的智慧潜力。他认为，这个民族的许多人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官僚阶层的压迫，才变得自私自利、愚昧无知、贪图安逸、不求上进。因此，他在“公民教育”中始终注意提高民族自觉心，注意“组织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后学者眼中，他的平民教育、公民教育、组织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自成一体，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教育思想之一，对今天我们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开展农村建设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敬德书院）
《中国教师报》2017年08月30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