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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责任导向的课程改革

发布时间:2017.10.11
中国教师报

不同导向的课改,其着力点也不一样:“要求导向”更多体现的是上层建筑层面的规约,“需求导向”是教育服务对象的规约,“问题导向”是现实及可预见现实的规约,“责任导向”更多是法理、伦理与人类情怀的规约。那么,基于责任导向的课程改革在法理、伦理和人类情怀方面需要释放什么责任?

法治中国首先是法治教育。人情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它注重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和为贵”的核心思想也是极其宝贵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潜规则”社会的缩影。在诸多领域中,法治社会是与人情社会对举的概念,我更愿意把它的功能增加一份界定,即改造人情社会中涉及“潜规则”的部分。“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的建设思路,就是“法治中国”的道理,为法治教育指明了方向,课改中把以前的教材《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统一为《道德与法治》就是一个呼应点。在此基础上,学校还要将法治教育渗透到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生活空间中,改变过去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见到的大多是“可见社会”“美好社会”,大学阶段开始接触“模糊社会”,就业阶段慢慢遭遇“前规则社会”,人到中年就基本“否定整个社会”的格局,引导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认知完整的社会,思考如何在人情社会和法治社会之间寻找平衡,以及如何对待那些“另类社会”,这才是负责任的课改。

培养每个学生拥有聪慧的大脑和善良的心。教育的最大不公平主要不是起点层面的,也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过程与精神层面的,是教益的不公平和精神的不公平。同样的基础教育,有的学校与班级教育教益好,学生培养水平高,而有的学校与班级则相反。反过来,教育的最大公平就是教益的公平和精神的公平,这个标准很难掌握,但把握一个基本底线是必要的,即让每个学生拥有聪慧的大脑和善良的心。这是教育工作者最大的责任,也是课改最大的追求——人人成功的大众教育。人人成功,必然提升国民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整体素质,也给不同阶层的学生以跨越阶层的智力基础和道德基础,缓解阶层固化的危险,这样的课改既对个体负责,也对社会负责。

完成从个体意识到人类情怀的飞跃。利益思维是人的基本思维,有时候还是本能反应,但利益范畴的大小决定了人的格局、境界、思想等,最终影响人的生活品质。有的人只对小的利益范畴负责,如个人、家庭、部门,有的人却胸怀大的利益格局,如社会、国家、民族、世界、自然。责任导向的课改既要引导人对自己、家庭、小众负责,也要引导人具有社会眼光、自然眼光、世界眼光。就像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是“人类共同体”思维,构建的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必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浓重的一笔。如果我们的课程内容能加入这样的元素,教师的眼光也能如此开阔,中国国民素质提升目标就能随着课改的深入与长期发展得以实现。相反,我们提供的课程内容如果是粗糙的、零散的、短视的,课程组织仍然体现的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教师之间、学生之间仍然是简单的、恶性的竞争关系,必然培养一大批带有旧时代劣根性和新时代精致的利己主义共生的“新的国民”。

总而言之,责任导向的课改担在课改者的肩上,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担子传递给学生,培养出具有高境界、宽视域、大智慧、敢担当的中华学子。

(作者系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教师报》2017年10月11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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