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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写作课——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入口

作者:余党绪 发布时间:2017.12.13
中国教师报

经过近年来的传播与推广,批判性思维逐渐成为基础教育界的热词。

我认为,中小学的语文阅读和写作课,可以作为批判性思维教育改革的入口。教师可以将相关课程改造成培育探究和论证能力的课程,训练学生基于问题阅读研究、收集信息、鉴别真假、提出观点等能力。

阅读教学“问题多”

对于当下的大多数阅读教学,我认为主要存在量少、质次、结构不合理、效率低下等问题。

首先是量的问题。阅读量不够是一个方面,而且有限的内容其质也不能让人信服。文章的优劣,自然不能以长短来论。但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不管怎样“花团锦簇”,承载的内容毕竟是有限的。随着学生认知水平与阅读能力的不断提升,他们热爱新知,渴望挑战,渴求突破。但遗憾的是,在许多阅读课上,低水平重复多,老生常谈多,内容肤浅多,课文多是一些一眼即可洞穿的文章。在语文学习中,有些重复和反复是有必要、有价值的,但低水平重复只能加重学生对阅读的厌倦。

不同的文章,阅读的心境不同,对阅读素养的要求也不同。若读物的容量小,思想浅薄,时间久了学生自然心生居高临下之感。这种“君临式”阅读,容易使人养成随意、散漫和浮躁的阅读心理,也即常说的“浅阅读”。当然,读物内容大幅度超越学生的认知水平和阅读能力,又会挫伤他们的阅读热情和兴趣。但是,目前的主要问题还是来自“浅阅读”。

若教材选文的容量和难度不能激发学生细读与探究的欲望,必然会助长这种“浅阅读”的风气。相反,如果读物的内容保持适当的新鲜感和挑战性,保持略高于学生水准的长度和容量,那么学生就需要精神集中、思维清晰、思路明晰、前后关联、摒除杂念、排除干扰,且需要有一定的人生体验、背景知识和逻辑素养。这一点恰恰是目前阅读教学中最稀缺的。

人们一般在习惯上对教材的理解就是一本书。短文的教学价值有限,若选长文,又与教材的容量产生了矛盾。作为一种变通办法,“节选”便应运而生。沈从文的《边城》、卡夫卡的《变形记》、梭罗的《瓦尔登湖》、鲁迅的《阿Q正传》等,都以节选的面目出现在教材中。这当然不失为一种走近名典的捷径,但名著的价值也离不开整体性。读片段多多少少破坏了这种完整性,总有遗珠之憾。

除此之外,结构比例也往往不太合理。其实,长文与短文、节选与全本,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比例是否得当的问题。高品质的短文当然要读,那么多经典都读全本也不现实,片段式浏览自然有其不可替代之用。

高中阶段是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从人的认知方式和思维特点看,高中阶段是理性精神与批判性思维、抽象思维与逻辑判断力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我看来,阅读教学在这方面的强调还远远不够。单从目前的课文构成看,思辨性、批判性、论理性的文章数量偏少,编排上也缺乏合理设计。

而且,当前我们所谓的“阅读教学法”,大多停留在感觉层面、经验层面、个体层面,缺乏理性的系统化和思辨性的学科化。

基于上述判断,我一直以教材为基础,探索阅读教学的改进之道,既要拓展又要深化,弥补阅读在量、质和结构上的遗憾。在实践中,我倾向于指导学生以批判的态度阅读理性的文本,我称之为“思辨性阅读”,即在读写中思辨,在思辨中读写。

“思辨性阅读”实践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内容选择上偏向理性化阅读,阅读态度上强调批判性阅读,阅读过程要具有思辨性。

内容选择上偏向理性化阅读

近10年来,我一直在学校开展杂文阅读与“万字时文”阅读,主要的考虑是内容的理性化与思辨性。

现代杂文的特点在于独立自由的精神姿态及批判性思维方式,若缺乏这两点,杂文就不能自成一“体”。如果想养成独立自主的思想习惯和多元理性的思维方式,读杂文算是一条有效的途径。我的杂文阅读教学立足于态度与观点的冲击,多以主题为单元展开。此前引导学生读过的主题包括: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公民意识,理性精神,质疑能力,悲悯情怀,回归常识,坚守良知,拒绝遗忘,审美人生,等等。我希望带给学生杂文所承载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与思想意识。

另一个较有成效的探索是“万字时文”阅读,也称“极限式阅读”。“万字”这个词,主要强调读物在长度、容量和难度上的挑战性,同时也暗示其在内容建构上的理性化与思辨性。一般说来,长文阅读的展开凭借的是知识与视野,依靠的是逻辑与思辨,总体上倾向于理性化和思辨性。

多年实践下来,我在选文上秉持三个标准:一是思想理念上,要略高于学生;二是文化视野上,要略宽于学生;三是写作艺术上,既要优于学生,能给他们便于吸收的营养,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可读性。简单概括,就是要接近学生阅读水准的“极限”。

比如《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钱理群)、《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骆玉明)、《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周国平)、《白修德与40年代中原大饥荒》(雷颐)……这些文章就比较符合上面的三个标准。那些华而不实、空洞无物的文章,不选;晦涩、玄虚的文章,不选;与学生认知水平距离太远的文章,不选;伪抒情、伪情调、伪崇高的文章,不选。

作为一个每天都与学生打交道的教师,得出以上的判断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十多年坚持下来我发现,学生较感兴趣的多是以文化眼光观照人物、历史、思想、典籍等内容的思辨性文章。

我认为,语文教师需要做的是改变那种低水平的简单重复的阅读现状,逼迫学生不得不以“仰望”的姿态阅读,以探究的心态阅读,逼迫学生“动脑筋”而非暧昧的“动感情”,“有心思”而非简单的“有感觉”,在阅读实践中不断提升知识层次、阅读素养与思维能力,培养逻辑思辨力和文化思辨力。

阅读态度上强调批判性阅读

当前,大多数阅读教学缺少批判精神,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独学生缺乏,其实教师也缺乏。结果,教古诗文就是为了继承传统文化,教名著就是为了仰视经典。有人主张“不跪着教书”,其实同样也有“不跪着读书”的问题。阅读之前先将自己定位于继承者与仰视者,尚未开卷,先已低头。

读《过秦论》,大都服膺于贾谊的滔滔气象和仁政思想,却少有人思考“仁政”与民主的区别,也少有人质疑这篇以帝王为读者、被历代君王反复诵读的华美之文,传达的政治理念与现代民主政治究竟有何差异。这样的阅读,不是“跪着”读,又是什么呢?

批判,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被严重“污名化”了。所谓批判性阅读,不过是边阅读边评断,边接受边质疑,边沉浸边反省。说到底,就是一种独立的阅读姿态。批判性阅读,强调的是阅读者独立的姿态、批判的眼光和思辨的流程。

读古人的书,归根到底是为了当代人更好地活。一旦进入教育视野,阅读的最高价值就在于有益于当下的生活,有益于鲜活的生命,有益于学生的文化成长和人格发育。这样的阅读,必然是以“我”为主,是站着读,是对话,而非“跪着”读。

当前的文学名著教学是阅读教学的软肋,泛泛号召的多,精心耕耘的少,有限的教学也多停留在作家介绍、创作背景、人物分析、艺术特点这种“八股”流程上。

我一直试图引导学生读名著,并将名著的阅读教学定位在“人生智慧的理性反思”上。好的经典一定是人生的教科书,它所呈现的生命形式与人生内容,正是我们体悟生命、省察人生的“镜子”。读《红与黑》,在于作品揭示了生命中“野心与尊严”的冲突问题;读《三国演义》,在于作品揭示了人生中的“功名与道义”选择问题;读《悲惨世界》,在于作品揭示了我们都可能面临的“苦难与罪恶”问题……当学生在作品中找到了“代入感”,找到了对话的空间,找到了共鸣,找到了思考的契机,名著的价值才会真正实现。显然,这样的阅读必须以读者为主体,必须加入自我的人生体验与思考,只有批判性阅读才能促成这一目的的达成。

阅读过程要具有思辨性

阅读教学与一般阅读的区别,在于阅读内容与阅读过程的组织性。没有对阅读过程的指导、调控、反馈与评估,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教学。“万字时文”阅读,除了在选文上用心,更注重阅读过程的反馈与指导。首先,写好一篇“万字时文”的摘要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写读后感,写自己的感想与感悟,写自己的理解与思考。再后来,鼓励有想法的学生就文章展开争鸣或商榷,或就某个问题开展切入角度较小的体验式研究。这样的过程很艰苦,但循序渐进后,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在“万字时文”阅读中,我最得意的一个做法,是引导学生在较为轻松的寒暑假,就一个学期所读过的20多篇长文,写一篇5000字左右的“时文综述”。“综述”要求对20多篇长文进行分类与分析、抽象与综合、整合与表达,必然导向逻辑与思辨。这个过程既是一个文化整合过程,也是一个思想整合过程;既是一个文字整合过程,也是一个思维整合过程。这对于习惯于浅阅读和信息筛选式阅读的学生来说,确实是一次难得的阅读体验和表达体验。

在名著阅读中,我更注重在读与写的结合中,引导学生进行思辨与整合。比如《俄狄浦斯王》教学,需要用半个学期完成,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自学与教学相结合,读与写相结合。

“读写结合”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为了读的写”。“写”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写《俄狄浦斯王》的故事梗概,以不同的叙述角度讲故事,比如分别以俄狄浦斯、王后的口吻叙述这个故事,或者从戏剧观众的角度讲述这个故事……这个过程就是为了让学生细读文本,厘清人物关系和故事线索,更准确地把握作品的内容与内涵。

第二个阶段是“为了写的读”。这个阶段,“读”是为了更好地“写”。《俄狄浦斯王》关注的是“命运”问题,又涉及真相、担当、选择、忏悔、悲剧等命题,它的思考穿越古今,是讨论和思考“命运”问题的最佳资源。基于这样的理解,我给学生提供了一些与命运、真相、责任相关的作文命题,让他们以《俄狄浦斯王》为“资源”写作文。这个过程既是对原著的反刍与整合,又是对文化的理解与思辨,以及对自我的反思和创造。

我所理解的“思辨性阅读”,是理性的阅读,是对话式阅读,是批判性阅读。当然,它也是一种建构性阅读,帮助学生的精神建构、文化建构、语言建构等。

问题主要来自实践者自身

当下,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发展,我认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精神缺乏问题。态度决定一切,如果有“讲理”的态度,即使讲得不好,也有提高的希望。但我们的学生从小就缺乏分析、推理、判断能力的培育。

基础教育越来越意识到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当然,推广中也面临各种问题,但主要问题还是来自实践者自身。

在语文教育中有两种声音值得关注。一种是“二元对立”的看法,有些人担心强调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会妨碍学生情感、想象力和悟性的发育;另一种声音也不可小觑,那就是有些人鼓吹我国早就有了批判性思维,于是列举一大堆古人关于质疑、理性、审慎的名言名句佐证自己的结论。在我看来,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中都包含了批判性思维的因子。但将其发展成一套以分析论证为核心的思维技能,这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其实,从教育实践看,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思维训练经验,而且有些经验切合了批判性思维的内涵与规律。但不管怎么说,以往的批判性思维教学尚处在不自觉、不明确的状态。如果我们认识到了批判性思维的价值,就应该自觉地、明确地、合乎思维规律地开展批判性思维教学,而不是躲躲闪闪、朦朦胧胧、似是而非地做。

(作者单位系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中国教师报》2017年12月13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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