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质夫(1896-1963年)，江苏仪征人，中国乡村教育先驱之一。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1924年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毕业后，创办并主持江苏界首、南京栖霞、浙江湘湖和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投身乡村师范教育长达20余年。
黄质夫生于清朝末年，自小家境贫寒，靠父亲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好在父亲比较开明，顶着流言蜚语还是让他上了当时全县唯一的一所新式小学堂。黄质夫学习极其勤奋，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第一；老师都很器重他，学校还发奖金给予资助。
1911年，18岁的黄质夫离开家乡考进60里外的扬州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师范本科生。师范学校毕业后，黄质夫由校长任孟闲提名留校，并在附属小学高年级任教员。不久，黄质夫辞职考进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国立东南大学）农科农艺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恩师陶行知先生，并深受其教育思想和理念的熏陶。
作为陶行知乡村教育实践最早的追随者之一，1924年在东南大学毕业后不久，黄质夫就到了苏北高邮市界首镇创办界首乡村师范学校——这是中国率先创办的第一批乡村师范中的一所，也是较为出色的一所，从此开始了他献身乡村师范教育事业的生涯。从1924年至1944年的20年间，黄质夫先后创办了界首、栖霞和贵州三所著名的乡村师范学校，还短期主持过湘湖乡村师范学校的校务。
后来，在任贵州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时，学校管理不善、秩序混乱、学生生活困苦。黄质夫接手校长后，不仅与师生耐心沟通、打成一片，重现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他还大胆提出了迁校的设想。在他看来，乡村师范学校办在省城贵阳近郊不太合适，应该抓住“乡村”二字，结合贵州的实际情况，将学校办到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这样既有助于开发边疆，又能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在这个建议得到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那年冬天黄质夫与学生向导一起进行实地考察，跋涉了黔东南山区的10多个县，最后将榕江县确定为学校新址所在地。之所以选择榕江，黄质夫认为它地处广西与湖南的交界处，既是多民族聚居区，又是土地肥沃、农产品丰富但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之地，乡村师范学校设在这里必将大有作为。如此，1940年初贵阳乡村师范学校完成了搬迁工作，改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
很快，学校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招生数明显上升，过去仅有4个年级共150多名学生，而后学校学生数最多时，达到了16个班近千名学生，成为贵州省规模最大的一所学校。不管是苗族、侗族、布依族还是水族、壮族、土家族的学生，他们都慕名前来就读。在教学中，黄质夫一直坚持实行“德、智、体并重”，培养有理想、有知识、能实干的人才。为了培养学生的生产技能，黄质夫还在学校大力倡导生产劳动教育，让师生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实现生活上的自给自足。迁校第一年，学校竟然种植粮食400多亩、植树3万多株，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学校全年经费的59%。不仅师生吃的蔬菜、荤食能基本自给，就连师生用的纸张、粉笔、劳动工具及穿的衣服、袜子等基本都靠自己制作。
在多年的乡村师范教育实践中，黄质夫亲自制订教学计划，编写适用教材，出版有关乡村师范教育的论著，如《中国乡村的现状和乡村师范生的责任》《栖霞乡师课程概要》《服务乡教八年之自省》《实践的师范教育》《中等学校劳动生产训练》等，完善和发展了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
黄质夫身体力行，埋头苦干，勤于探索，在乡村教育理论和实践上有许多创新。黄质夫力倡“生活教育”的理论，大胆提出“乡村学校化、学校乡村化”的前卫主张，并为此描绘出一幅“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的理想而美好的社会画面。
黄质夫建立的独特的乡村师范教育体系、系统的乡村教育方略和富于实践意义的乡村教学模式，曾在中国教育发展史特别是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史上起到积极的倡导和示范作用。这位具有深刻系统教育思想的乡村教育先驱，曾因诸多原因而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其教育思想也未能受到特别的重视，这无疑是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一大缺失。黄质夫教育思想所闪耀的现实光芒之重大、所折射的应用价值之广泛，于今尚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无为县襄安中学）
《中国教师报》2017年10月25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