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二十四年（1758），翰林院编修刘墉任江苏学政时，有人揭发检举一名廪生勒索他人重金。刘墉听闻此讯，“怒发尽上冲，面铁色，立碎某某襕衫并黜之，同舍生列左右者皆惶缩无人色”。此时，只有一位名为朱宗贽的廪生面无惧色，仰天长叹，刘墉质问他为何叹气，朱宗贽答曰“浩然之气也”。
“浩然之气”最早见之于《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请教孟子“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答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追问“敢问何为浩然之气”，孟子解释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对于“浩然之气”的确切含义，连孟子本人都承认其“难言”，历代注疏者对其解释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赵岐《孟子注》认为是“浩然之大气”，颜师古《汉书注》解释为“纯一之气”，朱熹《孟子集注》称其为“天地之正气，而人得以生者”，焦循《孟子正义》又认为是“浩然之天气”。以上诸说虽各不相同，但均认为“浩然之气”乃天地间所本有。冯友兰先生《孟子浩然之气章解》则看法不同，其解释说：“浩然者，大也……而浩然之气，则是关于人与宇宙的关系者……有浩然之气，则可以堂堂立于宇宙间而无懼。”如此一来，便将人与宇宙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以笔者浅见，“浩然之气”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需要后天持续不断的培养，还需要道和义的配合，顺应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长此以往，“浩然之气”自然能光大充盈，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浩然之气”又可以表现为大丈夫的人格，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前文所述之朱宗贽是江苏宝应人，他的“浩然之气”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早在东汉末年，宝应一地即有臧洪、陈容二烈士以气节鸣世。臧洪任青州刺史、东郡太守，其同乡陈容亦随任东郡郡丞。不久，袁绍派兵围攻臧洪，并命臧洪同乡陈琳写书劝降。臧洪严词拒绝，并作《与陈琳书》，表明自己持“义不背亲、忠不违君”之志，不愿“屈节而苟生”，宁肯“守义而倾覆”。最终，臧洪被袁绍所杀，陈容有感于臧洪之忠义，请求与之共死，亦同被害。臧、陈二烈士之“浩然之气”对后世影响甚大，直至清代，犹有王式丹、乔崇烈、刘宝楠等文人学者或写诗或撰文赞誉之。
明代宝应亦不乏志操之士。刘宝楠之先祖刘永澄少秉气节，8岁读文天祥《正气歌》，即为之所动，立牌位朝夕拜之，说大丈夫就应如此。后来，刘永澄讲学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人刘宗周、高攀龙等相往还，为莫逆交，直言敢谏、以天下为己任。刘师培在《刘永澄传》中称“其志哀，其言切，志洁行芳，同夫屈子”。刘永澄十分推崇孟子的“集义”，他说：“谈心、谈玄、谈妙，咸为口头禅，惟孟子‘集义’二字可以检束身心”，此处的“集义”正是养成“浩然之气”的不二法门。观刘永澄8岁所读之《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正是对孟子“浩然之气”的完美阐释。
东林学派向以气节名世，这与刘永澄的倡导密不可分。作为乡贤，其对宝应乃至整个扬州的影响更是非同小可。扬州史可法纪念馆有这样一副楹联：“尚张睢阳为友，奉左忠毅为师，大节炳千秋，列传足光明史牒；梦文信国而生，慕武乡侯而死，复仇经九世，神州终见汉衣冠。”其浩然正气彪炳千秋，与孟子、文天祥、刘永澄等可谓一脉相承。生活在多奇节之士的扬州宝应，朱宗贽一句斩钉截铁的“浩然之气也”也就不难理解了。
扬州大学著名学者任中敏先生亦对孟子的“浩然之气”推崇有加，在其所撰《汉民中学校歌》中即有“聪明正直，至大至刚”两句，“聪明正直”出自《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而“至大至刚”便出自《孟子·公孙丑上》，乃“浩然之气”最突出的特征。
“浩然之气”还被许多大学载入校训，如苏州大学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山东大学校训“气有浩然，学无止境”等，或题额、或勒石，诵诸人口、传诸人心，被万千学子所继承发扬。
（作者单位系扬州大学文学院）
《中国教师报》2017年08月23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