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2016年度日本教师工作实况调查”，结果显示，每周工作时间60小时以上、加班时间20小时以上、超过日本“过劳死”警报线的初中教师比例为57.7%，小学教师比例为33.5%。当前，日本中小学教师因为工作繁忙、超负荷劳动而叫苦不迭，曾有教师在工作中过劳而亡引发舆论关注，日本教师忙累不堪的工作现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焦虑。
日本初中教师工作时间世界最长，每周工作63小时，远超每周40小时法定工作时间
教育质量的提升并不能单纯依靠教师的“拼命三郎”行为就能实现，教师工作生态的和谐与否关乎教育教学质量、关乎学生的成长。所谓“蜡炬成灰泪始干”，应该是一种对于教师奉献的敬仰，而不应是对教师辛勤付出的置若罔闻。
因此，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16年10月至11月发起“2016年度日本教师工作实况调查”，面向全日本800所公立小学和初中约2万名教师，围绕这些教师一周连续7天的工作状况开展调查，最终有8951名小学教师和10687名初中教师进行了有效回答。相比2006年进行的调查，日本教师平均工作时间攀升明显，初中教师每周工作63小时18分钟，比10年前增加了5小时12分钟；小学教师每周工作57小时25分钟，比10年前增加了4小时9分钟。
无论是10年前还是现在，日本教师的工作时间均远超公立教师每周40小时法定工作时间，只是如今工作超时的情况更为惨烈。日本教师纷纷表示，自己的工作时间之长、工作生态之差，已经与一些“臭名昭著”的日本企业不差上下。
此次调查结果中，小学和初中阶段校长、副校长、教务主任、教师等全体人员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均超过10年前，其中初中教师在周六日课外文体活动指导中的工作时间为2小时10分钟，几乎是10年前1小时6分钟的2倍。根据职务类别，每周工作时间最长的是校内主管教务的副校长，初中副校长的工作时间为63小时36分钟，比10年前增加了2小时27分钟；小学副校长的工作时间为63小时34分钟，比10年前增加了4小时29分钟。此外，教师群体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2016年日本30岁以下小学教师比例为25.9%，30岁以下初中教师比例为24.4%，均比10年前增加了10%~12%。这些年轻教师与老一辈教师相比，备课时间更长，被委任的课外活动指导任务也更多。
其实，日本教师的工作时间之长早已“闻名遐迩”，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4年发布的面向全世界34个国家和地区初中教师开展的“第二次教师教学国际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教师每周工作时间最长，他们在会议和备课等多个项目上费时高于其他国家教师，其中用于课外活动的时间之长尤为突出，日本教师指导学生课外活动花费的时间约为每周8小时，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2小时。
名义“自愿”实则“强迫”的课外活动指导，导致日本教师工作超时
“第二次教师教学国际调查”结果中的“课外活动”，其实是日本颇具传统与特色的“俱乐部活动”。在日本，早晨上课前、下午放学后乃至周末，中小学生要在教师指导下参加各种文体活动，教师指导这些俱乐部活动花费的时间非常多。在日本基础教育阶段，作为学校教育课程标准的《学习指导要领》规定，俱乐部活动定位是学校教育活动的重要一环，其开展目的是“培养学生对体育、文化及科学的兴趣，帮助学生提高学习热情，激发学生的责任感和团结意识”，开展场所主要在学校，由学校和教师积极介入，以极低费用提供给学生保证其在课余低价享受文体活动。
从理念上看，课外俱乐部活动是自愿性质的活动。这不仅是对学生而言，作为这些活动的顾问，教师也是以志愿者的形式负责指导。但实际上，特别是在许多初中，全体教师担任活动顾问在日本已成为一种惯例。以日本全体初中为调查对象的“2016年度全国体力测试”结果显示，日本9534所初中学校中有87.5%的学校要求全体教师必须担任俱乐部活动顾问，仅有5.3%的学校尊重教师意愿并启用志愿者教师。可以说，俱乐部活动指导已成为名义上“自愿”的强制行为，是导致日本教师工作超时的一大疾患。并且，名义上的“自愿”指导被认为不管超时工作多长时间，教师都不需要补贴，而且即便占用了教师的周末时间，也被认为发几千日元补贴就足够了。
“宽松教育”终结，带来课堂时间增加，加重了教师负担
课堂时间增加，这是导致日本教师加班过猛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实施旧版《学习指导要领》教育课程的2006年相比，日本现行《学习指导要领》基于“去宽松化”理念，注重扎实学力的培养，逐步恢复因宽松教育而削减的课时，小学1-2年级课时每周增加2小时，小学3-6年级和初中课时每周增加1小时，公立小学1-6年级年总课时合计为5645小时，相比10年前增加了278小时。
2020年后，伴随新一期《学习指导要领》小学英语教育学科化改革，日本小学3-6年级每周课时还将再增加1小时。课堂时间的增加，意味着教师需要将更多精力和时间用于备课和上课，同时还要“被迫”指导学生的课外活动，这就导致日本大批教师在正常工作时间外加班过猛、工作时间超过“过劳死”警报线的惨烈现状。
日本福冈市一位50岁女教师坦言：“伴随日本宽松教育的终结，日本学校教育的授课内容与授课时间均有明显增加，在课堂中，即便有些孩子并不理解教学内容，教师也不得不把赶进度、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放在第一位，这让许多一线教师感到十分痛苦，希望国家尽早重视并真正给教师减负。”
呼吁政府为加班教师提供特殊补贴，规定教师最高工作时限
今年3月，伴随日本新一期《学习指导要领》的发布出台，在课堂时间继续增加而又必须强化培养学生的扎实学力、创新创造力、丰富人性与健康体魄等新时代所需能力素养的背景下，日本社会期待教师能够担此重任，能够以健康、积极的姿态出现在学生面前。因此，还给教师一份和谐的工作生态，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广泛诉求。
今年5月12日，由大学教授、公立中小学“过劳死”教师家属等发起的“改革教师工作生态推进会议”在日本文部科学省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改革相关制度，为加班教师提供特殊补贴，制定出台有关规定教师最高工作时限并管理教师工作时间的政策措施。自5月1日至5月12日，该推进会议发起的相关诉求已经获得2万民众支持签名。日本明星大学教授樋口修资强调，“只有完善教师工作生态，确保教师面向每一名学生有充足精力与时间，才有可能形成卓越高效的学习成果”。
“团队学校”致力于为教师“减负”
其实，为了给教师“减负”，日本政府近年来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努力。2015年12月21日，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布《关于团队学校的应有形态与今后的完善方案》审议报告，核心主题是通过引入校外专业人才，与学校教师各有分工、各行其责，建立新型学校运营模式——“团队学校”，从而给教师“减负”，提升学校教育总体质量。
“团队学校”中需要配备的校外专业人才包括负责学生心理疏导的咨询人员、负责学生饮食的营养专家、负责家访的学校社会工作人员、负责学生身体健康的看护人员、协助学校教师信息技术运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专家、推进学校图书馆充分运用的图书管理人才、负责学生社团活动的专职人员等。这些人员并不是低教师一等的兼职人员，而是从法令的高度确认其专业性以及学校正式员工身份。
“团队学校”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发挥功效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发挥整体团队的协作职能，充分发挥1+1>2的功效。例如，在应对校园欺凌的过程中，虽然心理咨询人员足以发挥一定的效用，但仅凭咨询人员无法彻底解决校园欺凌问题。还应有在日常学习中指导并守护学生的教师、从学生身体不适等症状中发现欺凌迹象的看护教师、从心理学角度提供建言与支援的学校咨询人员等，通过这些不同专业、职责与分工人员间的相互协作，全面综合地合作，才是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上策。
教师需要变革自身理念，在摩擦碰撞中学会协作
围绕“团队学校”的具体推进措施，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了总体的引领对策。
一是基于专业性视角构筑团队。将心理、福利等领域的专家纳入学校教育，与教师形成协作分工机制，充分发挥专家的专业性与经验。在此过程中，通过有效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实现信息共享；同时明确教师及专业人员的职责、权限与业务内容，使全体人员共同致力于学校课题的高效应对。在此过程中，为确保专业人才的吸引招纳，要调整专业人才的薪资待遇。此外，根据城乡差距、各学校类型、规模以及学校所处地域的不同，充分考虑家长与当地的需求，按照优先顺序配备不同领域的校外专业人才。
二是强化学校管理职能。在进行“团队学校”构建专业过程中，需要强化校长的领导力，储备能够支撑校长领导的管理层人才，调整校内分工，形成学校领导层的团队协作。同时，充分培养中层管理团队，例如，推进配备负责提升事务行政人员资质能力的主管人员，培养骨干教师进行学校管理的意识并为其发挥管理能力提供机会。
三是构筑每一名教师均能发挥能力的环境。为了充分发挥并拓展每一名教师的能力，日本将从完善教师培养和改善教师业务工作两方面着手。在推进教师培养方面，为激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将推进教师评价结果在教师聘任、薪资待遇以及专业发展中的妥善运用；为推进教师与专业人员间的协作，日本文部科学省在优秀教师表彰中会对以学校为单位的协作举措进行表彰。在改善业务环境方面，为让教师在身心健康的前提下投入工作，将有效利用压力监测制度促进教师精神健康。此外，日本教育部门将强化面向教师的支援体制，例如妥善积极地处理教师上诉等问题，构筑教师安心投入教学的环境。
围绕日本“团队学校”的推进，东京学艺大学学生支援协作中心主任松田恵示表示，教师需要变革自身的理念，不可一味地坚持“只有在学习、生活方面能够独自挑大梁进行指导才是合格教师”的观念，他们需要正视自身在应对儿童贫困、家庭虐童等校外课题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足问题，需要意识到自身的忙累不堪只能降低教学成效，因此需要积极协作并运用校外专业人才的力量。
二战以来，由于日本职业分工体制的细化，导致教师行业内不同工种之间的分庭抗礼，形成互不干扰、互不交流的态势，对此日本名古屋大学副教授丸山和昭表示，“团队学校”的开展必然带来不同职业之间的摩擦碰撞，但这种摩擦碰撞在一定范围内也是需要的，政策推进需要思考如何利用碰撞并鼓励协作。丸山和昭还强调，不同职业人员间的合作会带来新型人际关系下的协作压力问题，教育政策的制定推行应当充分考虑这一要素并调整人员配备。
如今，“团队学校”的开展刚刚起步，日本今后究竟能否有效遏制教师工作繁忙现状，改善教师工作生态，还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作者单位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教育信息中心）
《中国教师报》2017年11月22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