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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到“用”时方为“读”

——从“读书”到“用书”
作者:陈万勇 发布时间:2024.05.22
中国教育报

读书之方法,往圣先贤多有论及,让我触动最深而又获益最大的,当数陶行知先生的“用书”论。

陶行知提倡生活教育,“平时尽力劝人不要做书呆子”,要避免“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他认为:“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是一样的性质,都是给人用的。”全力主张读书要善于用,“过什么生活就用什么书”,要“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

或许有人认为,强调“书只是一种工具”,会让读书陷入工具理性的泥淖,倡导“过什么生活就用什么书”,会把读书引向实用主义的误区。其实,这种担忧既无多大必要,也无多少道理。对于读书,我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观点,如果读了书而没有用书,那无异于只是用眼睛对文字作了机械的扫描,未经大脑的融通和行为的转化,就算不上真正的读书。毕竟,从本质而言,书就是一种工具,如同耕田的犁、写字的笔,作为一种器物,自有其内在功能和适用场景,书被人读,便是物尽其能,读书致用,便是书的最好归途。那么,如何用好书这一工具,让阅读为生活赋能呢?

运用语言以优化表达

“人在本质上是个语言存在物。”诚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读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语言并运用语言,经由语言,人类才能更好地认知世界、记录情感、表达思想、交流对话、传承文明。

运用语言最常见的就是直接或间接使用文句。譬如,为了鼓励教师不断精进、自我超越,可以引用米歇尔·奥巴马在《成为》一书中的体会:“‘成为’(Becoming),是一个进行时。成为,并不意味着要达到某个位置,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成为,应该是一种前进的状态,一种进化的方式,在这条道路上,你看不到终点。因为成为,就是那一条永不放弃,想要继续成长的道路。”这类文句精致凝练,内含丰富,极具启发性和鼓舞性,在讲话或写作时巧妙嵌入,往往会产生直击心灵的效果。

除了直接或间接的文句引用之外,书中的理论(观点)、故事(素材)也可以有机地为我所用。例如,为了向教师讲清日常教育中开展科研的重要意义,我曾引用航天控制专家梁思礼的“十倍理论”: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如果在概念设计阶段花1元钱能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就要花10元钱才能解决,到了出样阶段,则要花100元钱。凭借梁思礼院士身份的权威性和“十倍理论”的科学性,“以研究的方式开展工作”这一倡导就自然容易被一线教师理解并接纳。

活用知识以解决问题

读书绝不能止于机械地积累知识,把人变成移动的两脚书橱,而应当注重转化运用,让知识在实践中迸发出力量。活用知识主要有三条路径:

其一,活用陈述性知识以深化认识理解。例如,通过阅读《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一书,我深入清晰地认识了教育科研的内涵,系统地掌握了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丰厚了自身的教育科研理论素养;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的论文写作和课题研究中,我将文献综述、问卷调查、行动研究等相关知识融会在实践之中,既增强了教育科研的实操能力,也提升了对基层学校科研指导的有效性。

其二,活用程序性知识以提高办事效率。例如,读了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非暴力沟通》,就完全可以把“非暴力沟通”四要素(观察—感受—需要—请求)应用于生活交往之中,先清晰地表达观察的结果,再清晰地表达感受,再明确内心真实的需要,然后提出具体的、正向的,而不是抽象的、负向的请求,依照这一操作流程,再尽量避免“道德评判、进行比较、回避责任、强人所难”等“异化的沟通方式”,无疑能够减少沟通过程中的摩擦和损耗,更好地和谐人际之间的关系。

其三,活用策略性知识以增进工作效益。例如,日常的校本教研存在规划不明晰、实施缺创意、绩效少评估等典型问题,致使教研活动质量不高,教师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偏低。在看到质量管理大师威廉·爱德华兹·戴明的PDCA循环后,我们将项目规划、项目实施、过程监控、评估优化的管理理念与方法引入教研活动,从源头上对教研主题进行设计,在方案上对教研流程进行规划,在过程上对教研环节进行监控,最后再通过评价反馈形成闭环,总结经验,改进问题,从而切实提升教研活动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洛林·W.安德森等人在《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中的观点,知识可以分为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不同类型的知识各具特点和功能,产生的效用也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把重点放在记住大量的事实上,而应该把目光聚焦在概念性知识,尤其是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的学习和运用上,这样,我们才能在读书时避免大量“惰性知识”的无谓消耗,腾出更多的精力来掌握“最有价值的知识”,并让它发挥杠杆的作用,促进生命更好的成长。

化用思想以完善心智

电影《教父》中有句经典的台词:“那些一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了一辈子都看不懂本质的人,注定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要想练就迅速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只有多读书,读好书,博采人类文明的精华,广纳往圣先贤的思想,再通过思想的融会化用,才能不断地进化内在的心智系统,拥有“获得能力的能力”。化用书中的思想,可以从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形塑价值体系。价值观念的形成既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受主体的需要、自我意识和实践活动的影响,其中,阅读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回顾自身的经历,高中毕业之前由于条件和视野所限,除了课本之外,读书的确甚少,但即便如此,有限的阅读也如垒土成墙一般,一层一叠地构建起价值观念的基座:儿时跟随祖父吟诵《三字经》,虽不真正明白“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的内涵,“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却在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价值观念的底色;小学如饥似渴地捧读母亲买来的《岳飞传》连环画系列,在为岳飞冤死风波亭流泪痛哭之后,“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便嵌进了少年的脑海里;进入大学中文系,《论语》中“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诲示,《孟子》中“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的阐发,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谕……这些古圣先贤的思想如雨露甘霖般滋养着生命,也不断地砌筑出价值观念的大厦。随着读书的深入,传统文化标举的“温良慎独、刚健有为”的君子人格逐渐成为价值谱系的主脉,而西方文化倡导的“追求真理、心怀正义”的知识分子品格也渐次融入,汇聚成价值观念的完整拼图,它们如同灯塔中永远闪耀的炬光,激励并指引着我精进求索,跋涉在通往未来的路上。

第二,改进底层逻辑。要在不同之中找相同、变化之中寻不变,一旦打通了物与物的壁垒,抽象出事与事的通则,就能发现万千现象背后的如同“看不见的手”一般的规律,并能在对规律的遵从与利用中自由地穿梭于各个领域。

一般来说,阅读对底层逻辑的改进如同滴水穿石,是零散而渐进的。譬如,当我们读了安德斯·艾利克森和罗伯特·普尔的《刻意练习》,就知晓了成功的底层逻辑离不开刻意练习,只有围绕目标进行刻意练习的设计,开展恒定的改进,借助反馈的力量,才能有效地成为行业领域的高手。

第三,优化思维模式。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在《终身成长》中指出:“决定人与人之间差异的,不是天赋,不是勤奋程度,而是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可以依靠自身的实践来揣悟和建构,而最为便捷和高效的方式则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阅读来吸纳众人经过检验的智慧,再在实践中反思调整,形成自己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模式。

实践中,阅读对思维模式的优化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式迁移,即把书中的思维模式理解之后,灵活地应用到各种实际事务的处理。譬如,在阅读中接触到SWOT分析法这种思维模式,就可以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时直接使用,通过内部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会、威胁四个维度来进行矩阵分析,以便全面、系统地梳理信息、作出研判;同时,为了集思广益,还可以嵌套似地运用头脑风暴法、6顶帽思考法等思维模式,让参与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充分地表达见解、相互质询,以便趋利避害,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创造性使用,即对书中的思维模式进行深入的领悟,再结合已有经验进行创造性的建构,进而将其用于真实的问题解决。例如,读了《金字塔原理》一书,受作者芭芭拉·明托的启发,鉴于中小学教师科研写作方法欠缺的困境,遵循好懂易用的原则,依据思维与写作的金字塔原理的基本结构——“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先重要后次要,先总结后具体,先框架后细节,先结论后原因,先结果后过程,先论点后论据”,我研发了积件式写作操作系统,很多一线教师听过讲座之后反馈,“积件式写作”具有很强的问题针对性,实用而有效。

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一书中写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的确,“用得透脱”不仅是读书的最终目的,也是用书的最高境界。要把书用得透脱,既要关注文句素材的“器”用,也要做好知识技能的“术”用,更要重视思想智慧的“道”用,如此,方能悟得书中精髓,成就幸福精彩人生。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科研员)

《中国教育报》2024年05月22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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