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上听见
在我最初的印象中，外公并不慈祥，他身材高大，一口地道河南话，厚厚的镜片后面有一只眼睛是瞎的，让小时候的我不太敢亲近。后来才知道，那是外公年轻时参加西北军，在古北口同日军作战时被炮弹炸坏了左眼。外公作为伤员退出火线后来到大后方贵阳自谋生活，在民族巷28号置办了一个小院子，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91年去世。
外公去世30年了，在每次的家族聚会中，家人都会从不同角度回忆起外公的音容笑貌，往事或风光或平淡，并不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漠。而我越追思外公在这个大家庭中留下的痕迹，就越感念外公的睿智和坚韧。他仅余一只好眼睛，却一眼就看透了人生的真谛。他的进退取舍，他的简朴淡泊，他的忠厚侠义，是后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遗产。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不是外公说出来而是活出来的价值观。妈妈说外公曾经拿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巷口的第一家走到巷尾最后一家，欢喜相告。现在想来，妈妈的话或许有点夸张了，其实我并不是第一个让外公感到骄傲的子孙。我的大舅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普天同庆的那天接到南京中央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成绩是贵州省第一名；1955年，三舅从清华大学被选为第一批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四舅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三姨20岁就上了抗美援朝的前线……
“做人要谨记‘温良恭俭让’”“要像铜钱，内方外圆，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1983年我即将启程来北师大上学时外公的叮嘱，当时16岁的我似懂非懂（今天也很惭愧仍没有做到），但一路走来，特别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外公的话还是会在耳边响起，外公的影子还是会出现在脑海中，提醒我该如何选择。
妈妈跟我说过，外公经常把不太新鲜甚至蔫得没法吃的菜买回家，理由是“谁都不愿意买不好的菜，最后只好扔掉，国家的损失怎么办？”（那时还是国家统购统销的菜店）。有一次在国营粮店凭粮票买米回家，发现售货员多称了斤两，外公立刻送回，惹得售货员一脸不高兴。他还时不时把街上遇到的乞讨者（尤其口音是老家的人）带回家，一本正经地叫着外婆的名字说“你老乡找你”，每次从不让人空手而归。而住在外公外婆楼上的纪伯伯纪妈妈一家，原来是第一浴池的搓澡工，因住房困难，外公让出两间房给他们落脚，几十年分文不取。
我印象中只见过一次外公发脾气，那是两个十来岁的外孙淘得没边儿，跑到家附近的南明河边去玩儿，天黑了也不回来吃晚饭，急得家里人到处找。等他们回家后，外公气得发抖，哆嗦着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他们手心上狠狠地打了几下。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什么叫忠厚温良，什么叫用爱管教、在爱中管教，什么叫设立边界又克制情绪，这一课是外公给我上的。
重亲情、爱朋友、好助人，是亲友们对外公侠义风范的共同感受。外公广交朋友，人缘特别好，曾担任“贵州省冀鲁豫同乡会会长”。他总是助人为乐，还帮助过开国上将苏振华的岳父阎百川经重庆去延安。解放后，外公被定为民主人士，被聘为区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虽然文革中受到冲击被停职停薪，最后还是平反昭雪，以公务员的身份直到退休，他还曾担任贵阳市志的编委。
外公和阎百川是磕头拜把的兄弟，解放前夕，阎百川看出国民党大势已去，劝外公弃军从商。外公听了好友的劝告，后来创建了贵阳市最早的洗浴中心——远东饭店浴室，解放后他将整个企业捐献给政府，担任后来改名为遵义饭店第一浴池的总经理。
当时远东饭店的大部分股东都在国民政府有官有职，浴室就像个交流信息的文化中心。外公并不独善其身，而是设身处地苦口婆心地劝这些官员投诚，对贵阳市的和平解放做出很大贡献。解放后阎百川曾让女儿特意来家里致谢，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知恩图报的”。后来外公无论处于何等逆境都心怀盼望，应该与这段经历有关。
1982年，外公平反后补发了1万5千元工资。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外公没有留作自己养老，而是分给全家老小几十人。大舅在回忆录中说，外公是为了“让家人深刻地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
坚韧，内敛，不抱怨，是外公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风云中锤炼出的气质。外公一生勤劳，85岁时还能从街道的公共水井挑水回家。搜寻记忆中的片段，翻看发黄的老照片，我发现外公任何时候都衣着整齐，一尘不染，身材修长板正，到老也如玉树临风。
我和外公相处的时日并不多，从他那里听到的从来都是温言良语，不曾听到他抱怨生活的艰难。其实，少小离家，异地生根，四世同堂，开枝散叶，重孙们还远涉重洋留学就业，日子并不总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的。我不知道外公经历了怎样起伏跌宕的心路历程，只想能像他那样，不管生活多么不易，都能坚守一份不抱怨的坚韧。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到今天，我们家在全国各地的亲戚还经常走动、互相牵挂，见面很亲热，不见面就彼此想念。诚实、简朴、互助，在儿孙晚辈中蔚然成风。外公没有攒下多少家产，留给我们的物质遗产极其有限，他留下的社会文化资本却让我们一生受用。
《中国教育报》2021年04月04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