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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服务”,师从何来

——全国部分省份中小学课后服务观察(中)
作者:本报记者 禹跃昆 李见新 蒋亦丰 程墨 发布时间:2021.03.02
中国教育报
“延时服务”,师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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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服务”,师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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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共育 丰富课程

课后服务是学校课程的简单延伸吗?答案显然不是。

翻开2017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科学合理确定课后服务内容形式,主要是安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

教育部的意见其实很明晰、很具体了,因此不断有城市和学校加入到探索者的队伍中来。

在河南郑州,每天下午四点放学后,金水区黄河路第三小学的校园里便热闹起来。校长杜豫接受采访时介绍说,从2020年11月2日启动课后延时服务后,全校97.3%的学生参加延时活动。学校开展了“自主作业+特色课程”,融合主题教育、学习能力提升、课外阅读等特色课程和社团活动等项目。特色课程涉及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审美教育、礼仪修养、手工环保等,社团活动涵盖“活力田径”“篮球宝贝”“火焰啦啦操”及管乐团等项目。

2月27日—28日,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特别推出了关于课后服务的网络调查,一共有3641人参与投票。其中,在回答“学校是否提供了足够丰富的体育、艺术等课后服务课程选择”时,38%的网友选择“是”,48%选择“否”,其余为不清楚。

其实,延时服务不止学校和老师在努力,来自各行各业、身怀各种“绝技”的家长也走进学校、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一节节别开生面的生活课程,家校共育让延时服务实现了“‘1+1’大于‘2’”。此外,郑州市还通过多种渠道吸引高校优秀学生、文体工作者、民间艺人等社会热心人士到校提供形式多样的公益性服务。

而在另外一个大城市——天津,当地艺术传统深厚,民间舞蹈以“皇会”遐迩闻名。当地教育部门整合校内、校外资源开展美育实践活动,发挥好天津戏剧博物馆、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等文化艺术场馆的美育作用,一口气创建了50个美育传习室,极大丰富了课后服务。

看得出来,为了做好这项公益改革,各地都很“拼”。

专业师资 仍有缺口

记者发现,在已开展课后服务的地区和学校中,“师资”与“课程”是家长们关注的重点。目前各地课后服务课程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与校本课程、社团课程相关的,二是赴基地开展实践技能培养,三是特色内容。

比如浙江金华,当地教育部门提出开展校内托管服务,不仅要让学生“留下来”,还要“留得住”“有效果”。

金华重点推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结合素质教育开展科技艺术类社团活动,二是结合近视防控增加体育活动,三是结合劳动教育开展实践技能培养,四是结合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咨询辅导服务。

而对于师资,目前各地学校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校内、购买服务和社会机构。还有学校将目光投向了志愿者组织,例如上海市嘉定区的小学就与至少6个志愿者组织开展合作。

一句话,对外,以课程换师资;对内,以课程养师资。

方向有了,但实施力度有多大?这就考验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与不同学校的能力了。

我们知道,从社会上聘请有资质的师资是可行的。但是专业度、配合度都无法与教师这一专业群体相比拟。特别是对于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地区或者乡村,可供使用的社会资源更是匮乏。对学校来说,培养和使用好本校的师资仍然是第一选项。

一所地处北京的中学校长则坦言,学校目前最大的困扰是课后服务“同工不同酬”的问题。读者在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的调查中回答“您学校给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补助吗”时,18%选择“无”,50%选择“有,很少”,只有7%选择“有,比较丰厚”。

一些学校校内教师上课只有50元课时费,而校外机构因为有收费标准,课时费往往要好几百元。“课后选修课程的开设,主要还是靠教师的情怀和兴趣爱好在支撑,积极性如何能够得到持续的调动?”

建章立制 尝试创新

对于如何保证服务内容和人员,专家们也表达了各自的观点。

在长期深入和观察课堂的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学校校长谢学宁看来,“三点半课程”质量不高归结起来就是始终没有解决好“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基于当前中小学教育现状,他提出有必要制定《“三点半课程”指南》,从而在具体实施中能够有效解决好这两个问题。

谢学宁分析认为,《指南》要厘清“三点半”教育的内涵和边界,解决“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完善课程教材的相关标准要求,从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主题内容、载体形式、学段要求等角度,对“三点半”课程教材提供细致分析。

“学校在职教师是课后服务活动在具体实施中的主要力量。”山东省烟台市教育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纪超就明确点出,要解决好两个方面问题:一是积极性的问题,二是能力的问题。

对于前者,李纪超认为,课后服务劳动价值应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可以尝试创新形式和拓宽路径,比如向参与的教职工发放一定的薪酬补贴、计入课时量等。对于后者,要加强服务内容设计和培训,对教师要求更加专业须加强其专业培训,否则质量就会打折扣。

很明显,“别的方法”可以动脑筋,但如何调动教师积极性和提高能力还是第一选择。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程斯辉则聚焦课程质量体系。他认为,必须健全课后服务质量评估制度,制定课后服务质量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明确评价指标和评估方式,严格按照质量标准和评价指标对课后服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估,通过评估彰优、罚懒、汰劣,以保证课后服务的健康发展。

程斯辉还介绍,国外十分重视课后服务人员的资格审定。日本厚生劳动省制定“课后儿童支援员认定资格”来保障全国课后服务质量的水准。韩国“为了确保课后托管的专业性,要求托管负责人必须持有2级以上幼、小、中等教师保育教师资格证书”。

(本报记者徐德明也为本文提供素材 调查数据支持:中国教育报刊社融媒体移动传播中心、中国教育报总编室)

《中国教育报》2021年03月02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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