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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典著作的打开方式

作者:邱磊 发布时间:2020.05.20
中国教育报
教育经典著作的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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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著作的阅读对于人生的价值,已无须多言。可是怎样走进一本经典,乃至由此插上翅膀,开启深度的阅读之旅,这个问题大家或许更为关心。经典是晦涩难懂的理论,还是望洋兴叹的大部头?其实都没有那么沉重,不妨沏上一壶好茶,且听我聒噪几句吧。

开卷即收获

谈到经典,很多人以为这是一座难翻的山、一汪难渡的海,虽艳羡有余,却啃读不足。而阅读经验告诉我,但凡能选择启程,坚持翻看,不管动机如何(不妨附庸风雅、亦可寻章摘句),必有意料外的收获;且小翻小成,大翻大成,无一例外。

经典作品都是面目可憎吗?当然不是。举例来看,英国人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有一次,他去考察一家制针厂,发现了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日产量不足20枚,但是这家工厂的老板却非常有头脑,他另辟蹊径地把生产流程分成了18道,工人也分成18组,一组专事于一道。如此分区设置,居然化生出一种非凡的效果:全厂产量飞升,平均每人每天可产4800枚。而这一切的肇始,仅是添加了专业化分工,实在并没有任何魔法。这个故事记录在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开篇中。看懂了它,就知道买房时的户型图、城市规划的功能区,乃至全国、全球的产业链原理。如果放在课堂里,你就知道中学政治、地理的不少内容,所来并不玄奥。

滴水藏海。以一个很贴近生活的简单事例,揭示宏观世界的法则,正是经典的魅力之一,而更重要的是,许多乐趣都是在刚刚决定读一本经典时迸发的。那种猝不及防的收获,或者说意外遇见的瑰丽之景、开窍之语,常使人有一种极大的满足感。我们读《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读《黄帝内经》“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读《双城记》“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读《资本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如何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总和”……会发现开篇或序言的一句(段)话,总有令人击节叹赏之处,乃至全书亦可看作是对其的注释。这又是经典著作的一大特征,以我的理解,开卷就有“硬货”,读到即赚到,何乐而不为呢?

给自己“匹配”经典

有人说,开卷虽有福利,但阅读经典依然有三大拦路虎:一是厚,像三卷《资本论》近乎三千页;二是繁,经典自有体系,“内部道路”很绕人;三就最麻烦了,叫作难。于是,我们设想:经典可不可以薄一点儿,结构清晰些,同时如语言、文风等能够更平易近人、贴近实际?

实际上,这是可以办到的,但是需要做对两件事情。第一是选对人,对象必是各个领域内的一等一人物,包括开山者、奠基人,且历经时间洗礼,影响深远。第二是选对作品,一部“对”的经典,总是与阅读者的认知水平相匹配的。阅读者水平参差,那经典自然就因人而异。如果要说共性,那么对于起步者而言,还是希望作品尽量情境化、生活化,能微言大义,以一当十。我们选卢梭的书来看,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特别薄,大约只有半厘米厚,可主旨宏大,光一句“人类已经很古老了,而人本身却很幼稚”,就够回味半天。另外还有像笛卡尔的《谈谈方法》、康德的《论教育学》等,这些书拢共百来页,每一页又如谈话,平实之下,泛着思想之光。

即便有人想挑战深度,我依然建议你不必着急看名家的代表作,因为时间和精力成本并不一定够得上。那读什么?可以读名家成名的第一本作品,既原汁原味,又能从源头把握思想。还以卢梭为例,他的第一、第二本书都是参加征文比赛的文章,虽仅有区区数万字,却是精细打磨、融会贯通之作;且在实际上已把思想轮廓勾勒清楚了,成为一把打开万千之门的“关键钥匙”,引人步步深探。特别是对教育工作者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教育学以外的大量知识,比如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若能手握这把“钥匙”,联通不同领域,旁窥各家精髓,然后再以教育的视角解读、消化、运用,专业发展又必上一台阶。

前面举例是西方经典,东方有没有呢?那自然也少不了,如五千言的《道德经》,虽然字字珠玑,但不费半年的时间,就能全部读完。然后发现身边文化中的许多根源,像遍布书肆、楼阁的“上善若水”,就已把“水之德”烙在民族心中。而一万多字的《论语》稍厚一点儿,却也无须翻多久。读完发现,今天的常用成语有不下一百个出自此典。上述两书相比西方而言,结构松而寓意深,并有文化上的亲和力,正好相得益彰。当然,还有人喜欢传统的史、志、农、医等,选择面和组合项,更是宽广而丰富。

寻找一个心动的阅读方向

从古今中外的大咖身上,汲取东西方的智慧,自然是好,但循着这条线,不禁想到:我们的经典阅读能否在一本书或一个人身上,就东西方的思想、文化、教育形成有效的兼顾与统整,使阅读效率与视野再上一个台阶?

我找到了一个心动的方向:研读杜威。杜威的经历比较特殊,他本身是不折不扣的西方集大成者,但又带有很浓厚的东方色彩。他曾经游学中国26个月,选择的时机又恰在五四运动前后,故对我们的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影响深远。今天的“六三三学制”(小学六年、初高中各三年)、各类实验学校、附属学校的设计,均有他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世纪以来的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张伯苓、陈鹤琴等教育与文化巨匠,均师从杜氏,而他们的实践求索,又清晰记录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意义重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杜威为桥梁,对比东方和西方的异同,对比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巨变,帮助我们建立知识自信、思维自信和文化自信,是完全可行的。心动之余,不禁要问:阅读从哪里开始呢,是选择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吗?非也!还得按我们前面说的原则选,比如《我的教育信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杜威著,2015年版)。杜威38岁时,曾对自己的教育之路,作了一个六千余字的宣言,他一生的努力与志趣均浓缩其中,他的不朽作品也孕育于其中。十年前,工作节奏快,翻书时间紧,我突发奇想地找来音频文件,每天上下班的途中翻来覆去听,仿佛上瘾一样。这六千字有什么魅力呢?我们用一则笑话来解释:“八戒在黑板上写下一个‘change’,唐僧以为他勤学英语呢,正要夸奖,悟空却纠正说:人家那是想嫦娥呢!”同样是“change”,一个当作拼音,一个看成英语,结果啼笑皆非。由之想到:当我们有更多元性的知识结构,有更立体的观察维度,对事物的认知就会更逼近真相。阅读经典带给我们的,正是在此意义上的完善。《我的教育信条》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看成一种目录,上面藏着许多关于“生长”的隐秘线索,我们顺着走下去,终会来到一扇又一扇门前,推开所见,正是大千世界的风景。

心理学的邀请

沿着《我的教育信条》向下挖掘,发现杜威的知识结构大体有四支:心理学、哲学、教育学,以及由社会学、生物学等组成的其他方面。这四者合力构成了他的知识宇宙,所以,其教育理想与实验特别有穿透力,从民国时代一直传承到今天。

比如,先说一说心理学。心理学在那个年代服务于教育,算是新鲜事。很多人都听说过心理学家艾宾浩斯,他揭示出人的遗忘规律是“先快后慢”。因此,当新授课讲完之后,尽可能早一点儿复习巩固,并增加频次,是极有必要的。但艾氏的另一大贡献却少有人提起:人们在第一次学习新知时,大脑就会形成既定的存储。假使老师初次没有讲全讲透,让学生产生歧义,乃至错解,那后面再想扭转过来则非常困难。这也具有非常大的教育启示。

杜威正是看到此间的巨大潜力,才执意将它视作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基础,并把研究方向定在人体机能的特征上。例如,他发现小孩子的视力条件,特别适合看远处的东西,相反,对近处物体却不大敏感。鉴于此,他主张在小学低年级多选择室外活动类课程,而少采取静听、默写、背诵等室内或纸上的机械训练。

“田字格”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孩子入学不久,经常痛哭流涕地书写大小相同的字,还得横平竖直、行行齐整。但杜威在书中直言,他们绝非有意写得歪七扭八,而是由于整个手掌和手指的肌肉、骨骼、神经均发育不足,使之没有办法精确操纵笔杆,也就不能像成人那样,轻易完成貌似很简单的事情。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今天的心理学又一日千里,如果积极化用,至少会让教师们变得更宽容、更自省、更理性。

这次疫情时间有点儿长,闷得过久,孩子会需要心理疏导。家长和教师就更需要换位思考,研究孩子的心理结构。杜威的老师卢梭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他在他的年龄阶段就是成熟与完整的,也就是八岁的小孩就有八岁的完整性。所以,当我们说要尊重和平等地看待孩子时,绝不应故作姿态或虚与委蛇,而是诚恳相信,这本是两个独立主体间的交往。如此一来,教育就会有更多的兼容性和悦纳性。

心理学不是枯燥的一种实验,它有着非常有意思的层面。马克思说“最一般的抽象往往都是出自于最丰富的具象中”,所有的抽象均是来自于细节饱满的案例中。小孩子为什么特别讨厌学习抽象的东西(诸如数字、符号)?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并没有经历过丰富多彩的具象世界,他们一到学校即被要求学习口诀、公式、算法,怎能心甘情愿呢?知道了这些,我们就能慢慢理解,当下“课改”与中高考的变化,比如特别强调真实、客观的事件情境,正是尊重教育规律的结果。

受过杜威影响的钱穆,写小时候有一次上《荆轲刺秦王》,老师居然带着一卷真地图进教室,再层层翻开,快到头时突然里面露出一把尖刀,老师二话不说,直接将刀抽出,朝着教室对面的墙上扔去,只听啪的一声响,刀打在墙上。这一幕惊呆了全班学生,须臾间体会了“图穷匕首见”的紧张与刺激。钱老在80岁时依然记得当年的细节,可见成功的情境设计,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无尽的乾坤,有限的窄门

心理学是一道联通四方的门。由此可说到情境,再由情境过渡到整个思维发生与发展的过程。杜威留给后世的遗产中,即有“思维五步法”。最后,思维观追溯至根本的世界观、价值观,即哲学层面。这一切有的成为教育精神的“底层代码”,如《我的教育信条》;有的落地于教育现实,如《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的“做中学”和“经验改造”,情境性、实验性、合作性兼备,与“课改”大势合一。由此可见,经典作品也是“时间的函数”,且时代越进步,光芒越炽亮。我们去翻《陶行知选集》《胡适文集》,也总有类似的感觉。

从我的教育经验来说,以杜威为经典阅读的轴心,可辐射出许多条“生长线”来,譬如一路追溯现代心理学的妙趣、哲学的精纯、社会学的广博。若对晚清、民国以来的中国教育感兴趣,更可以从学史、学制、学人等多角度铺开,所能研究和涉猎的,简直无远弗届。这些“生长线”汇聚多了,就可能交织成一张“生长网”,网络不断密织后,每一个参与其间者会对自我和世界的了解,达成新的高度。可惜,这辽阔世界的通道,包括那些“生长线”“生长网”的源头,却始于一扇窄窄的门。“窄门”源自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隐喻,指正确的路途永远有限、永远狭窄。我们从阅读的角度看,茫茫书海、万仞书山,真正能渡人渡己的,可能只是少数几部与自己相“匹配”的经典。至于打开方式,必是千帆百舸,各竞风骚!

唯愿天下所有读书人都能越过窄门,终找到自己心中的“杜威阅读”。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金沙中学教师)

《中国教育报》2020年05月20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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