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记忆很清晰。我读过的第一部外国小说是凡尔纳的《神秘岛》，第一部武侠小说是连载于《武林》杂志的《射雕英雄传》，第一部侦探推理小说是松本清张的《点与线》——记得当时很惊诧，日本的火车、飞机就那么准点？出现任何延误故事就写不下去了。这些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后来读得最多的自然是专业方面的书。从某种角度说，教师的一项任务就是替学生读书、挑书，挑出那些值得一读的书告诉学生。好书是孩子前行向上的阶石，反之则是绊脚石。下面要聊的书难免有个人偏好，介绍给学生问题不大，面对大方之家，多少有些惶恐：想的是采蜜贻甜，结果许是嚼饭与人。
“不屈不挠的博学”
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让我生平第一次见识了所谓的“不屈不挠的博学”。
《管锥编》于1979年首次出版。那时“文革”才结束不久，学术研究十年荒芜。《管锥编》横空出世，给学术界带来极大震撼。当然，学术圈之外，知者寥寥。1990年，电视剧《围城》播出，许多人知道了小说家钱锺书。其实，他的第一身份应该是学者。《管锥编》是钱锺书研读十部古代典籍所作的札记。单看目录，只有十部书，可作者间接引用的中外书籍达4000余种。他这一辈子到底读了多少书！有一次，钱锺书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说了这么一句俏皮话，“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多不必读的书”，这话大概只是他有资格说。
喜欢《围城》，所以也想了解钱锺书的其他著作。当时年幼无知又年轻气傲，根本没有必要的知识储备，就买了一套《管锥编》。《管锥编》不是普及性学术读物，读者应该对相关典籍较为熟悉，对相关学术话题有所了解；且全书用文言写成，还大量引用了英、法、德、意等外语原文，读起来很吃力。硬着头皮反复啃嚼，才找到点感觉。
《管锥编》问世后毁誉参半，也有人对钱锺书其人其书不以为然。有知名作家也有学者说他只是“知道分子”，缺少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和抗争，《管锥编》不过是钻进故纸堆里编出的考据学性质的著作。阅读体会告诉我，钱锺书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对文化传承的担当，那些学术话题下的锋芒，不仅见风骨，更有直取心肝的锋利，那些无声的学术文字下分明是一颗伤时忧愤之心在倾吐。例如，钱锺书谈及“焚书坑儒”时说，历来愚民之术有二，一是不让你读书，二是只让你读一种书，明清两代经义取士即是如此。《管锥编》写于“文革”后期，不难听出这些话的弦外之音。在当时严苛的政治形势下，钱锺书借古讽今，已属勇气可嘉。这算不算一种抗争？
该书对许多学术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难以枚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书中所引外文材料全由钱锺书自己翻译，达意传神，已入化境，值得翻译工作者潜心体会。
董桥的《语文小品录》展现的是另一种“不屈不挠的博学”，作者借助渊博的学识执着于查灭“字虱”（文字瑕疵）。《语文小品录》另外一个名字叫《英华沉浮录》。后者显得有点高冷，前者更接地气，此书对语文教学确实大有裨益。
作者董桥是香港知名报人、资深编辑。他国语功底深厚，英文水平也极佳，笔耕甚勤，著述颇丰。常年与文字打交道，深谙个中三昧。就写文章来说，董桥堪为人师，也乐为人师。他说锤炼文字是对别人的尊重，自己写文章更是仔细推敲，下字用词，绝不苟且。
《语文小品录》是一部随笔集，有时事新闻，也有不少旧事逸闻。或批点语言瑕疵，或摘赏隽语妙喻，话题大都和语文有关。董桥特别欣赏一位英国著名编辑的退稿信，“大作有两点可取之处，不少地方文笔简洁，时有创见。惜创见之处毫不简洁，简洁之处又毫无创见……”这等于说那篇“大作”多是陈词滥调，有点自己的想法还说不清楚，堪称委婉的直言不讳。
香港是双语社会，这种语言环境当然利于培养学贯中西的英才，也难免生出不中不西的语言怪胎。董桥对英式中文深恶痛绝，《语文小品录》开篇即是一例：“作为”是一个教人非常忧心的词语，罪魁祸首是英文里的“as”。立法局议员和秘书处的中译都说是“尽快取消香港作为第一收容港的地位”。其实，“作为”可以不要，也应该不要。像样的说法是“尽快取消香港的第一收容港地位”。我们早就习惯了“作为教师、作为学生、作为家长、作为领导……”这样的说法，许多学生习惯写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当我赶到学校的时候”这样的句子，董桥的意见无异当头棒喝。
怎样写（也包括翻译）才算地道的中文呢？《语文小品录》提出了这个问题，也给出了回答。闲来翻读，受益良多。
诗有别解
我是“钱迷”，还想聊聊钱锺书的《宋诗选注》。重点倒不是他选的宋诗，而是他写的前言和诗人介绍。
《宋诗选注》是一部普及性的宋诗选本，为了便于普通读者理解接受，钱锺书用通俗活泼的语言介绍了宋诗发展的简况和所选诗人的创作特色。他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新鲜贴切比喻，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避免了学术著作容易产生的艰深枯燥。
《宋诗选注》“前言”里谈到宋诗对唐诗的继承，说“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这其实是说宋诗缺乏开拓创新，总体成就并没有超越唐诗，只是艺术上更加精巧了。
在论述宋代重要诗人的艺术特色时，钱锺书更为频繁地设喻解说。比如“江西诗派”的黄庭坚，作诗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喜欢使用典故成语。钱锺书对此评价说：“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
钱锺书曾说，比喻就是在两个不同事物之间寻找相似点。两个事物差别愈大，比喻就愈发新奇。他自己在创作中也擅长比喻，如大家熟悉的《围城》，妙喻迭出，叹为观止。这对我们语文教学多少会有些启发吧。
接踵《宋诗选注》的葛兆光《唐诗选注》，个人以为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好的唐诗选本之一。该书明显是向《宋诗选注》看齐，陈言力避，新见迭出。介绍诗人的创作特色和艺术成就，往往独具慧眼，赏析具体作品妙得文心。
葛兆光在前言中说，有时在评论诗人诗风时想说说至关重要的诗歌语言形式，于是那些方便省力的象征主义词眼就不能胜任这种叙述要求，因而只好撇开人们已经熟悉了的“雄浑”“豪迈”“含蓄”“柔弱”以及“情景交融”等语词，而采用一些人们较生疏的语言批评术语。他抛弃的恰恰是那些印象式的空泛的批评话语。
与《宋诗选注》一样，在介绍某位诗人诗风时，葛兆光也爱用通俗易懂的比喻。他说李白的诗风可用“快”字形容，爽快痛快畅快，“他的心思和他的话语之间仿佛没有闸门，心里的冲动总是那么急不可耐，争先恐后地从喉咙里奔跑出来”。长处即短处，李白的诗有时显得粗糙，开头便把意思说尽，不耐涵咏。
赏析具体作品时，《唐诗选注》更是立足于语言分析，绝不做浮泛的社会意义评估。这与葛兆光对古典诗歌某些问题的理论思考关系密切，下面就不得不提他的《汉字的魔方》。
不看副标题，你会以为《汉字的魔方》是一部文字学方面的论著，其实它的副标题是——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古典诗歌，二是语言学。前者是研究对象，后者是研究角度。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从语言的角度加以研究，不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吗？还需要强调吗？事实上，传统的古典诗歌研究在此方面多有欠缺。
该书的前两章，着重探讨了传统诗歌研究中两个突出的缺陷：教条化的背景批评和印象式赏析，这些缺陷在今天的诗歌教学中依然普遍存在。教条化的背景批评往往牵强附会，曲解诗意。印象式赏析则先入为主，迂腐偏执。
葛兆光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诗歌本身是自给自足的文本。诗歌语言有韵有调，有内在节奏，不同的语序语境使诗歌语言的意义更为凸显，典故、虚词、诗眼等特殊语词使诗歌言简义丰、耐人玩味，这些才是诗歌审美要素，也应该成为我们诗歌欣赏的重点。书中有大量精彩的诗例分析，令人耳目一新。
《汉字的魔方》与《唐诗选注》是互补关系，一并阅读收获会更多。
小说可能有大问题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中小学生必须了解阅读的古典名著，大学文学史课程需要专章重点介绍。它们的成就、意义等正能量评判早就通过各种教材输进我们大脑，储存在记忆中，使我们选择性忽视或遗忘了某些东西。而刘再复的《双典批判》颠覆了之前的认知，更准确地说，让我对这两部小说的认识更为客观全面了。
刘再复通过批判《水浒传》《三国演义》进行中国文化反思受到了鲁迅的启发。鲁迅说过：“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缘故。”什么是“三国气”“水浒气”？鲁迅没有明言，《双典批判》则明确指出，“三国气”就是权术气、厚黑气；“水浒气”其实是流氓气、痞子气，《水浒传》《三国演义》最大的问题就是“暴力崇拜”“权术崇拜”。
《双典批判》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叙事伦理”，即小说叙述者的价值导向，评判标准为是否人道和有无良知。文学作品不是不可以叙述阴谋、暴力，关键是作者在讲故事时所持的态度，是肯定欣赏还是否定谴责？而《水浒传》《三国演义》恰恰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双典批判》并不否认这两部小说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但唯其如此，为害愈烈。
民间早有“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之说，这是民间自发的阅读警告。遗憾的是，在课堂教学方面对“双典”的负面影响提醒不够。一个民族需要血性男儿，“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可也别忘了，“血性”与“血腥”就一步之遥。
鲁迅倒是对《红楼梦》赞誉有加，他说：“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其实清代还有一部小说也堪当此誉，那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吴敬梓是科举世家出身的科举批判者。优秀的作家往往是时代的叛逆者，吴敬梓再次证明了这一说法。吴敬梓从根本上质疑科举制度的合理性。在作者看来，科举制度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其本质就是以富贵功名为诱饵，诱使读书人放弃自由思想的权利和自我完善的努力。读书人群体当中的那些常见病症，如不学无术、道德败坏、心灵空虚、人格残缺，其病灶只有一个，就是科举制度。思想够前卫。
大家最熟悉《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他的科场沉浮让人看到人情势利；但更耐人思索的是下面这位鲁小姐。她父亲是进士、翰林。鲁小姐从小就学习八股文，满脑子科举功名。结婚后，发现丈夫无意于科举，便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她的养娘是这样劝她的：“当真姑爷不得中，你将来生出小公子来，自小依你的教训……怕教不出个状元来替你争口气？你这封诰是稳的。”也就是说，一个尚未出世的孩子，他的人生道路已被规划设计好了，科举，做官，光宗耀祖。假如你就是将来的那个孩子，真会感到欲哭无泪，绝望无助。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的呼告，“救救孩子”。
《儒林外史》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没有传奇化的故事情节，小说语言也摆脱了说书体，是纯熟流畅的白话文，明净而富有表现力，具有文人散文特色。
这一切都是“写法的打破”。有学者指出，《儒林外史》的一只脚已经踏入现代小说的门槛。
“话说南京城里，每年四月半后，秦淮景致渐渐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楼子，换上凉篷，撑了进来。船舱中间，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摆着宜兴砂壶，极细的成窑、宣窑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游船的备了酒和肴馔及果碟到这河里来游，就是走路的人，也买几个钱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吃，慢慢而行。到天色晚了，每船两盏明角灯，一来一往，映着河里，上下明亮……”
这不是现代某位作家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它出自《儒林外史》。
我对清代有一部文言小说兴趣颇浓，那就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纪昀创作《阅微草堂笔记》带点抗衡《聊斋志异》的意思，他认为《聊斋志异》中的细节描写，如人狐之恋，作者不可能亲眼目睹，只能出自作者虚构。纪昀觉得，小说怎么能虚构呢？我倒要瞧瞧，秉承这样的小说观念，纪昀会写出怎样的“小说”。
《阅微草堂笔记》内容庞杂，或探讨学术，或谈文论艺，时有考证。比如纪昀指出，《西游记》的作者不可能是全真教的丘处机（当时有的《西游记》作者署名为长春真人），因为《西游记》中的“锦衣卫”“五城兵马司”是明代才有的机构。这些作品可以拓广见闻，聊佐谈资。
纪昀对世道人心尤其是官场心态多有洞幽烛微的针砭，有如《官场现形记》；对僵化虚伪的道学弊端多有讽刺谴责，手法堪比《儒林外史》。纪昀谙熟经史，出入百家，学识渊通，文章老道。《阅微草堂笔记》叙事简要质朴，有伦有脊；议论通达精妙，有理有据。静心揣摩，对提升文言阅读水平、提高写作水平都有助益。
历史是“有力的思想认识方式和工具”
文学专业的学者跨界去写一部通史，而且是一个人战斗，既令人怀疑，也逗人期待。《易中天中华史》（史前至隋唐）终于问世了，要拜读。
凭一己之力完成一部中华史，肯定很累。作者自己说，累的时候就读侦探小说，换换脑子，也是训练推理能力，有助于发现历史的疑点。这一能力在书中多有运用。作者经常质疑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予以合情入理的推理驳斥。比如武则天杀死亲生女儿以诬陷高宗王皇后，易中天就认为不可能。许多影视剧就靠此类宫廷秘闻吸引眼球，现在易中天作了翻案文章，估计也能吸引不少读者的阅读兴趣。
确实，这部《易中天中华史》文学色彩较为浓厚，叙述历史事件多有小说笔法，遣词造句也不乏易中天特有的机智俏皮。他在青铜器找到证据，证实周朝明确提出以德治国，他说这是“铜证如山”。当然，该书的可读性更多要归功于作者的史识创见。易中天有一个核心观点，人类历史进程中是蛮族促进了文明的新生，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南北朝是中国历史、文明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比较而言，三国时代不应该那么引人注目，我们早该告别三国。统一北方的拓跋氏北魏政权，世界帝国大唐王朝，还有之后的元、清，哪一个不是文明混血？不能站在狭隘的汉民族立场拒绝承认这些事实。
所以，这部书应该叫“中华文明发展史”。作者不求史实的全面详尽，而是有所选择，力图探求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的缘由。
我对南明弘光王朝那段历史算是有点了解，看到这个《黑洞——弘光纪事》书名，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为什么取名“黑洞”？想来作者李洁非会做解释，赶紧翻看序言，找到了答案。更大的收获是了解到作者叙述历史的苦心。
李洁非认为，晚明思想地平线上已透出一缕曙光，可转瞬即逝，沉入更深的黑暗——正像“黑洞”,引力极强，光也无法逃逸。作者在序言中说：“中国能否更智慧、更清明，颇待乎一个全民读史的浪潮。极而言之，诗歌、小说、哲学、道德将这些暂时放下不读，都不要紧。但一定要读史。”可见，作者虽是梳理历史，关注的却是国家的未来发展。
读史不仅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它还是“有力的思想认识方式和工具”。作者认为，晚明出现的抨击君权、推崇私有、追求平等的思想才代表积极方向。与黄宗羲相比，李自成那样的造反者不算什么。李自成是将旧皇帝反下台，自己做新皇帝。黄宗羲不然，他直接否定了君权，把它从独大独夫位子拉下马，这是发动一场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令人痛心的是，这一进程两度受挫，大明坠入黑洞。
阅读是一场灵魂的探险。钱锺书曾对老伴杨绛说，生活条件差倒没什么，最怕的是无书可读。钱锺书可真是地地道道的灵魂一直在路上，而我辈受累于柴米油盐，只能让灵魂偶尔出去走走罢了。管窥锥指，在钱锺书是自谦，在我们确为实情。沿途风景，最好骇目惊心，最不济也该新奇有趣。惜所历有限，看到的不过是平常的山水。陈寅恪说过，要多读常见之书。正好借以解嘲。
（葛传彬，扬州大学文学院教师，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多年，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曾编写《明代小说》《文言小说家评传》等）
十本书书单：
《管锥编》
钱锺书 著
中华书局1986年版
《语文小品录》
董 桥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宋诗选注》
钱锺书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年版
《唐诗选注》
葛兆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汉字的魔方》
葛兆光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双典批判》
刘再复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年版
《儒林外史》
吴敬梓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阅微草堂笔记》
纪 昀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易中天中华史》
易中天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黑洞——弘光纪事》
李洁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中国教师报》2020年05月20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