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家精神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教育家精神的六个方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师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针对当前师德建设存在的价值认同、主体自觉以及知行衔接需进一步加强的现实问题，以教育家精神涵养新时代师德建设，是破解这些问题的有效路径。要以“立德树人”“知行合一”“仁而爱人”“弘道担当”等教育家精神的文化特质，从价值奠基、实践融通、情感培育和使命提升等方面系统构建师德涵养体系。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师德；“两个结合”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2023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首次提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并将其概括为六大维度：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这六大维度，既深植中华文明千年文脉，又直面当下教育现实，回应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教师”“怎样涵育高尚师德”等根本命题。因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教育家精神的生成逻辑，在此基础之上健全师德涵养的实践路径，这既有利于充分理解教师发展的精神内核，更能为实现教育强国目标提供坚实支撑。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文化溯源
“教育家精神是在中华传统师道文化沃土中，自本、自根、自觉生长出来的，展现了中国教师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看待教育的特有价值、思维和文化内涵。”[1]可以说，教育家精神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既有历史延续又充满时代创新的文化过程，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教育家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的文化溯源。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植根中华文化中师者弘道济世的精神追求。自古以来，师者以“弘道”为根本使命，将追求真理、恪守德义视为师者立身之本。这里的“道”兼具认知与价值意涵，不仅是对宇宙规律与人伦秩序的理性探索，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理想，形成将个人修养与家国命运紧密结合的精神传统。在此基础上，当代教育家理想信念拓展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实现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这种转变是话语体系的更新，更是传统师道在现代语境中的创造性发展。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植根中华文化中师者以身垂范的伦理要求。这就要求师者不仅以知识育人，更以道德实践示范。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中，“言为士则”源自中国传统士文化中对语言道德性和公共影响力的重视。“行为世范”则呼应了“以身作则”“躬行实践”的儒家实践伦理。王阳明尤其强调“知行合一”，要求师者外在行为与内在信念保持高度一致，成为学生乃至社会可效仿的道德楷模。这个传统历经传承，逐渐铸就中国师者的精神标识。现今，它被赋予新时代内涵，展现教师道德引领人和文化传承者的使命。
教育家育人智慧与躬耕态度的文化溯源。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植根中华文化中师者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洞悉。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一直强调教与学、心与智的相济相长，蕴含整体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教育理念。儒家尤为注重“启发”与“润泽”的两重路径，强调教育应找准时机，引导学生自主思考、自觉领悟，此为“启智”之源。“润心”源于儒家以教化滋养心灵、涵养德性的理念，如《学记》所言“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2]教育既要授业解惑，更要润育性情。同样，“因材施教”理念贯穿中国古代教育实践。孔子善于察识学生禀赋与气质差异，施行分类教导。张载进一步提出，“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3]强调要按个体特质施教，充分释放潜能。这一原则在宋明以后更融汇于心学，倡导“随才成就”，尊重学习者个性，体现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人本关怀与实践理性。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植根中华文化中师者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这种态度展示出师者严谨治学、躬身实践的职业风范，也加深了对学习、真理与行动三者关系的深刻理解。儒家思想特别强调“学”与“行”的统一。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提倡在勤奋学习中融入反思与实践。“笃行”源自《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将“行”视为治学的归宿，强调学问必须付诸实践，体现出中国传统教育中强烈的责任意识。“求是”精神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源远流长，汉代班固已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4]之语，至清代乾嘉学派发展成一整套严谨考据、求真求实的治学方法。“创新”一语虽罕见于传统语境，但实则寓于“损益”“鼎新”“与时偕行”等观念之中。《大学》引商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不断自新的精神。
教育家仁爱之心与弘道追求的文化溯源。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植根中华文化中师者以仁育人的情感自觉。儒家思想将“仁”置于道德体系的核心，而教育被视为仁道的践行途径。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并将“诲人不倦”作为教师的德行。“乐教”来自对教育本身的价值认同与情感投入，《论语》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蕴含教与学的愉悦体验。“爱生”则与传统教育中“视徒如己”的伦理情感一脉相承。孔子对待学生不分贵贱，“有教无类”，体现出广博而平等的爱。宋代理学家更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5]将仁爱推及众生，也为师者普遍的爱生情怀提供了哲学依据。而“甘于奉献”折射出师者鞠躬尽瘁的崇高品格。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植根中华文化中师者化成天下的崇高使命。“胸怀天下”源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与气度。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正是将个体生命融入家国、天下命运共同体之中的精神写照。而“以文化人”则传承了《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强调教育不应局限知识传授，更应通过人文熏陶和价值引导，完成对人与社会的文明化育。中国古代教育一贯重视“教”与“化”的结合。“教”重在授业传技，而“化”则强调潜移默化、修身立德。
新时代师德建设呼唤“以文化人”
师德建设是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关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影响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教育质量的提升。新时代师德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以文化人”方面成效机制还有待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教育场域中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传统文化价值认同弱化。由于历史原因，传统文化对教师的影响趋于弱化。一方面，部分教师将教育职业窄化为谋生手段，从而导致教师职业道德呈现世俗化、功利化倾向。另一方面，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与“绩效至上”观念的传播，冲击着中华文化所倡导的“仁爱奉献”“行为世范”等伦理原则，使部分教师质疑本土师德理念的当代价值。此外，个别教师失范行为，经舆论放大传播，不断消解公众对教师群体的道德信任。究其本质，文化价值认同的弱化导致许多教师在职业实践中缺乏文化定力与价值引领。
文化主体自觉意识不足。师德建设的另一问题是教师对传统文化的主体自觉不足。主要表现为，其一，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存在碎片化与片面性。部分教师对“师道尊严”等具有等级色彩的成分关注较多，对“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超越时代的教育智慧掌握偏少，未能准确把握传统师德理念中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内核。其二，在实践推进中，一些教师未能真正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华优秀师道文化有机融合。他们对教育家精神的文化溯源认识仍显模糊，缺乏对传统资源的现代阐释能力。其三，对自身文化角色的定位存在偏差。多数教师仅将自身视为知识的传授者，而非文化的承续者与价值的引领者，从而导致其在师德实践中缺乏文化使命感与主体创造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唯有重建教师的文化主体性，使教育家精神真正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师德建设才能走出认同困境，实现其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
知行转化不畅。师德建设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当前，教师群体难以将传统的师德理念有效转化为日常教育行为，出现知行脱节。具体表现：其一，师德规范体系操作性不足。现行规范多停留在“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等原则性表述上，未能从中华传统师道智慧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等理念中，提炼出具体可操作、可评价的行为指南。其二，教育评价体系还需完善。当前评价标准过度侧重升学率、科研成果等量化指标，而“以文化人”“仁爱润心”等素养维度难以被有效测量和激励，致使教师在绩效压力与师德要求之间陷入两难境地，造成实践过程中的价值割裂。其三，传统师德涵养机制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作用有待提升。师德养成生态逐渐被标准化培训和制度约束所替代，这些外部化管理方式虽具效率，却难以激发教师内生性的道德追求和文化自觉，最终导致知行转化的内在动力不足。
教育家精神涵养师德的实践路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体系，其突出的连续性决定了要从历史视野中认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教育家精神的文化根基。教育家精神涵养师德，就是要发挥文化浸润、文化滋养、以文化人的功效，推动师德要求从外在制度要求转化为教师的文化自觉。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用扎根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家精神涵养教师师德，就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有效提升民族地区教师文化素养、文化认同和道德情操。
以“立德树人”的文化根本，筑牢师德建设的价值基石。“立德树人”源于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左传》中谈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居于“三不朽”之首。在民族地区，“立德”首先意味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与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紧密结合。一要明确政治方向与价值坐标。教师一定要深刻把握“德”的时代内涵，即拥护党的领导，胸怀“国之大者”，坚定“四个自信”。二要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尤其在思政课堂，要打破教书与育人的屏障。鼓励教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思政，挖掘民族团结进步故事、红色文化等教育资源。三要强化“大先生”的角色自觉。引导教师以“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自勉，不做一般的“教书匠”，而做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用自身高尚德行和人格魅力为学生示范，筑牢教育事业的价值基石。
以“知行合一”的文化实践，贯通师德建设的体用之道。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强调思想认识与实践行动的辩证统一。教育家精神中的“勤学笃行、求是创新”正是这一文化特质的鲜明体现。一要强调理论学习的实践转化。要为师德建设创设平台，鼓励教师将教育家精神、师德规范转化为服务民族地区发展和学生成长的实效。二要鼓励深入实际的实践锤炼。组织教师开展社会考察、调查研究等，在实践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同感，从而更有底气、更接地气地教育和引导学生。三要建立以实践为导向的评价机制。要表彰那些在教学一线、科研攻关、服务学生中践行师德的先进典型，让师德从一种规范要求变为一种生动的、可感可学的实践样式。
以“仁而爱人”的文化情感，培育师德建设的人文温度。“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等思想，奠定了中国教育浓重的人文主义底色。一要培育“师者父母心”的深厚情怀。引导教师将学生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培育，建立亦师亦友的新型师生关系，尊重学生、理解学生、信任学生。二要提升共情与沟通的艺术。加强对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人文关怀能力和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的培训，使其学会倾听学生的心声，敏锐察觉学生的情绪变化，做学生信赖的贴心人。三要营造温暖和谐的育人环境。推动教师将“仁爱”从对个体的关爱，扩展为对集体、对学校的责任感，共同营造一个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充满人文关怀的校园文化生态。
以“弘道担当”的文化使命，提升师德建设的时代境界。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宏愿和担当精神。新时代的教育家精神，将其发展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和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一要激发教育强国的崇高志向。引导教师将个人职业发展融入教育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征程之中，民族地区的教师同样要深刻认识到自身工作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的深远意义。二要鼓励追求真理与开拓创新。“弘道”要求教师是知识传播者、新知识创造者和真理追求者。要鼓励教师在科研上勇攀高峰，在教学上大胆改革，以学术造诣和创新精神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三要强化“敢为人先”的责任意识。在面对教育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时，鼓励教师不回避、不退缩，敢于发声、善于引导，主动回应学生关切，澄清模糊认识，真正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更好地担负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参考文献：
[1]王文静，曾榕清.教育家精神：中华传统师道的时代传承[J].人民教育，2023.
[2]高时良.学记[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3]张载.张子语录[M].济南：齐鲁出版社，2024.
[4]班固.汉书(下)[M].长沙：岳麓书社，2008.
[5]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从春侠，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党建与思政教研部主任、教授，江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黄元霞，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徐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