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人历来认同“民以食为天”。对于初出蛮荒的先民而言，食的解决极为不易，常常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就是需要通过渔猎和采集来获取食物。
渔猎的产生和发展
在巫山大溪龙骨坡遗址，考古发现了带犬齿的颌骨化石，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器以及多种动物化石。这些动物有史前哺乳动物，如剑齿虎等，也有竹鼠等后期哺乳类动物，共100余种。这足以表明，那时巫山的生态系统非常适宜各类动物生息繁衍，为古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而更晚些时候的蓝田人、北京人、丁村人等古人类遗址中，均发现大量动物骨骼化石。考古发现的古人类遗址，皆有渔猎遗存。这充分表明，古人类在进入农耕时代之前，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渔猎。而人类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间，只是渔猎的几百万分之一。古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有很多，甲骨文中与动物有关的字便有“鹿、麂、麋、象、兔、燕、雉、鱼”等。《尚书·费誓》中有“杜乃擭，敜乃阱，无敢伤牿”的记述。《尚书注疏》言及，“阱，穿地陷兽，当以土窒敛之”，孔颖达又进一步对其注疏道，“阱以捕小兽，穿地为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设机”。很显然，这段上古之书中所记载的“阱”，就是现在在一些地区的大山中，仍在使用的捕猎陷阱。《周礼·秋官》也说，“春令为阱擭”；《汉书·司马迁传》载，“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其中的“阱槛”，也是指“陷阱”。这些记述，足见古时捕猛兽多用陷阱。
由于猎物多样，先民的渔猎方式也不只有陷阱一种。而无论使用哪种方式，渔猎能否成功都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先民们是否认识各种动物，是否了解各种动物的习性、生活环境等信息；第二，在此基础上选择的捕猎方式、时间、地点，以及事先准备的设施、捕猎中所用工具等；第三，出猎前的分工，行猎中的协作，行猎后的清场、分配等。
随着时间的推进，先民捕猎的能力逐步提升。一方面，先民的观察力不断提高，能越来越好地识别动物的足迹、毛发、经过的草木痕迹、排泄物、食物残留等；特别是生活在山地的先民，对猎物的脚步声、呼吸声、触动草木的声音等，都有极为独到的觉察力。另一方面，先民对自身行为的调控也不断发展，逐步学会伪装、蛰伏、爆发、奔袭、合围等，形成了一整套屡试不爽的本事。经过不计其数的实际渔猎，先民发明出若干工具，如捕鱼的网罾、罩笼、筐篓，打猎的投石、箭矢、弹弓、绳套、药石等。
在众多工具中，弓箭的发明将人手臂的控制范围延伸出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被誉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弓箭主要适宜平原民族使用，而山地尤其是丛林民族则更多使用弩弓。平原狩猎时，人们只有在发现猎物后，才张弓搭箭，平时弓箭不可能保持随时可射击之状。而弩因有发射扳机，可以一直处于准备击发的状态，这就可以大大地缩短发射时间，提高弩矢的命中率。西南的怒族、苗族、彝族、纳西族等众多民族，均有使用弩弓的传统，且有各自制作弩弓的特点。
弩由弩身、弩臂、弩弦、箭槽、弩机等构成。各民族制弩的区别，主要在弩身的不同。弩身多用硬木，如黄栗木、红栗木、秋木、青水木、崖桑木等制作。弩臂需要选纹理畅、直而少节的树干，经烘烤蒸煮，渐次掰弯定型，然后烘烤干再修整打磨。弩机决定弩矢发射是否精准，需用硬木制作。傈僳族用牛骨，独龙族用野牛骨或虎骨。弩弦或用牛皮条，或用牛筋，或用野麻。弩矢用硬竹，分白箭、药箭，药箭即毒箭。猎手一般每人配有一个用两块带毛的生熊皮缝成的箭矢包，内装若干弩矢。怒江大峡谷中的怒族不只男子善弩，妇女也善弩。他们自小用弩捕获山鼠、飞禽等小动物，待成人礼后，便持大弩。
采集的产生和发展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此话虽是谚语，却已包含了植物分类学的要领：植物之藤、树、瓜、花各不相同；植物生长的关系；藤、树各有其根，各有其习性；等等。这样的话看似简单，但如果没有先民千万年的采集生活，就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先民对植物最简单的分类，便是有害或无害、有用或无用。
先民的采集与渔猎一样久远，是实现农耕和放牧之前获得食物的另一重要方式。在华夏神话中，神农氏既与采集相关，又与农耕有关，神农是这两者的创造者。但实际上，采集远比农耕早。这就如同穴居远比人类建造房屋久远得多一样。采集持续了几百万年，而农耕仅一万年左右。先民认为采集与农耕同源，其实不无道理，因为正是采集孕育了农耕。同时，尝百草的神农，在采集中又催生出了中医药。神农氏是先民采集继而农耕的漫长历史的记忆浓缩、集中体现。其并非某一时，某一人，而是先民若干代人的集体象征，是历时千百万年的历史记忆。
而关于神农氏的文献，也是从古到今，历经了几千年的变化和积累，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对先祖的铭记。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片中，有卜辞“中牧于伊侯”。因为神农最初所建之国便是“伊”，所以这应是关于神农氏的记载，也足以证明华夏对神农的祭祀，早在殷商时便已成定制。据《竹书纪年》记载，“炎帝神农氏，其初国伊，又国耆，合而称之，又号伊耆氏”。刘勰《文心雕龙·祝盟》：“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周振甫注：“伊耆，神农氏，为三皇之一。”这一说法为宋《资治通鉴》、清《四库全书》等沿袭。
渔猎和采集衍生出的文化
渔猎产生了相应的崇拜。以渔猎为生的先民或拜山神，或拜水神（河神），或拜猎神。傈僳族祭祀的山神“米斯”兄弟，即掌管山中野物的神。纳西族则祭祀众多的猎神“厘布”，其中，最主要的是正月十八祭祀的众猎神之首“肯陕厘玛亨迪”。而怒族则祭拜整个山林。赫哲族人除祭拜山神外，还祭拜“黑额恩木热”神和“珠日翟力阿金”神，此二神的形象是鲸鱼和鳇鱼。
渔猎在礼乐、诗文、艺术等亦有不少表达。著名的“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图壶”，其第二层表现的便是渔猎。汉画像石中，亦有不少渔猎图。渔猎作为生活资源获取方式的地位逐步下降，但却作为精神寄托和文化象征一直留存在先民的记忆中。同时，渔猎孕育出的那些了不起的创造发明也在人类发展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采集活动也留下了许多文化印记。《诗经》一开篇的《关雎》便涉及采集，“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荇菜”，水塘中的浮生植物，今叫“莕菜”，别名水荷叶，是一种多年水生草本植物，先民以之为野蔬。《诗经·召南·草虫》中又有“陟彼南山，言采其蕨”，也有“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薇”是一种野豌豆，“蕨”便是“蕨菜”。这些先民所采食的野菜，很多我们至今还在采食，如“蕨”“荠”等。而仅一部《诗经》所提及先民采集的野菜种类就达三十余种之多，包括卷耳（苍耳）、蘩（蓬蒿菜）、蒿（青蒿）、艾（白艾）、荠（荠菜）、葵（冬苋菜）、芹（水芹）等。这些有关采集的诗句充分表明，先民对植物生长与气候、季节、地理、环境的关系等已有很深入的了解。春雨后的笋，秋雨后的菌，其前提都是雨，这是天与植物的关系；阴山的蕨茂，阳坡的果草，这是地与植物的关系。椿芽可生吃，而蕨菜需焯水；甘棠要吃新鲜，青柿必须腌制；香菇味美，鬼笔有毒；蔬果未熟难食，熟果易被鸟虫先登……先民通过采集获取食物时，既要做好出行前的准备，又要做好采集后的处理。在实践中，先民积累了大量有关采集的经验。
从《诗经》出发，同样可以一窥先民经年采集经验的积累情况。如《诗经·邶风·谷风》一篇，虽是一首写男女情感的诗，却反映了大量先民采集的情状，“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说明了出行前的天气、心态。“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这是采集时的告诫，不仅采叶、采苗，还要采根。“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讲述了食用的感受：“荼苦”，但女主人公却以之为“荠”的“甘”味。“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则是说将采集的野菜研制成可以长时间储存的美味，以之御冬。
这种对采集的钟情一直沿袭了很久，甚至成了一种文人情结。如“莼羹鲈脍”“鲈肥莼美”等成语出自《世说新语》，起于张翰见秋风起而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继而辞官归乡的典故。而《诗经·南山有台》更是以采集起兴，将其与“万寿无期” “寿比南山”联系起来：“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乐只君子，遐不黄耇。乐只君子，保艾尔后。”这首诗将采集从形而下变成了形而上，从获取食物的方式升华为文化之基因，从此采集融进华夏文化的代代传承之中。
渔猎和采集虽然已经不再是当前我们获取食物最主要的方式，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曾为人类的生存和演进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今，渔猎和采集仍保存在中华文化记忆之中，为中华传统文化保留了一抹山野自然的底色。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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