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范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原有的“三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文化自信”，从而构建了“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完整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不仅深化和拓展了“三个自信”的思想内涵，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深入把握“四个自信”理论特质和思想实质，特别是“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定位，既是科学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重要论述的关键所在，又是全面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议题，有利于增进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认同、践行，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一、“四个自信”的理论形成及其思想整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是一个紧密相连、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呈现出一个动态且复杂的发展过程，蕴含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理。
（一）“四个自信”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是在新时代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以问题为导向，准确识变、科学应变和主动求变而提出的重要理论，其产生和形成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历史依据、文化渊源和实践条件。从时代背景来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但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思潮激荡碰撞，给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必须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敢于亮剑。从理论基础来看，“四个自信”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深厚土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之“行”的深刻内涵。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在于其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从历史条件来看，“四个自信”源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源于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50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史、100多年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奋斗史。从实践依据来看，“四个自信”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源于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文化渊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原有“三个自信”基础上特别增加和凸显了“文化自信”这一维度，是基于对文化演进规律和文明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着眼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建。
（二）“四个自信”的演进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重要论述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把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强调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 这是在中央文件中对“三个自信”的最早表述，此时文化自信尚未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谱系中。
党的十八大之后，基于文化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会议、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柏林会见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时指出：“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3] 之后的两年间，习近平总书记又对文化自信作过多次重要论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4]“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5]“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6]“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7] 2016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坚定“四个自信”的整体构想和战略要求，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8] 这是在正式文件中首次把“四个自信”并列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思想体系提出来。
（三）“四个自信”思想的整体性
“四个自信”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从信仰、信念和自我认知角度构建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位一体”思想体系。“四个自信”虽各有侧重，但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协同、结构完整、逻辑严谨的有机整体，必须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视域中去研究和理解。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来看，“四个自信”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个方面的内容，内涵极其丰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总体逻辑的科学反映，而不是某一部分、某一方面的反映，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上理解，才能把握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重要论述的灵魂和精髓。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四个自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主题来看，“四个自信”的主题是同一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来看，“四个自信”不是泛指一切社会发展的自信，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自信，归根结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优越性、价值性、必然性及其生命力高度的肯定、认同与信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形态，是中国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态。它既是一种理论形态，又是一种实践形态、制度形态和文化形态。从理论形态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从实践形态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具体实践中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不同于苏联、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制度形态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治国理政中建立和不断完善的一整套制度规范体系和保障体系；从文化形态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又反作用于伟大实践，为实践提供精神动力和行为定力。
二、文化自信与“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9]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角度理解文化自信与“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四个自信”思想科学内涵的关键。
（一）并列关系
“四个自信”虽然不能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四个方面，但是也离不开这四个方面。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韬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引领中国发展的核心要素，有其不同内涵。道路问题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首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告诉我们，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制度是稳定的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11] 文化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并列，共同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什么样的方向继续前进的时代大课题，总体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基本框架和总体格局。
（二）内含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原有“三个自信”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形成相互并列的“四个自信”思想体系，而且对文化自信赋予了更深层的意蕴，认为其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文化是一种渗透性因素，内蕴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都不是脱离中华文化的独立文明形态，如果抛弃了5000多年传承的文化之根，就割裂了其文化基因和精神命脉，中华民族的精神就无所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一方面破解和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在推进“两个结合”中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从文化发展逻辑与文明演进规律上看，提升了人们对于人类文明形态的总体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而且是中华文明在当代发展的新形态和新阶段；不仅是中华文明史的时代续篇，而且对于人类文明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原创性贡献。
（三）递进关系
“四个自信”的四个方面既互相联系，又层层递进，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纵深发展。“四个自信”说到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其实质是一种精神心理状态。虽然人的精神心理极为复杂，从属于人的主观世界，但是绝不能将其视为纯主观的产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最终源于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因此“四个自信”分别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不同领域，在精神心理的形成上具有层级性和递进性。道路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前途和命运的肯定，是首要因素。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充分自信指引下，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以提供行动指南，这就需要树立坚定的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作用于实践，在长期实践中积淀和形成一整套社会行为与规范体系，经过实践反复检验，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明显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制度自信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特点和优势。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深厚基础和思想升华。从广义上看，文化自信涵盖社会实践中的全部财富和创造活动，因而文化自信内蕴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之中；从狭义上看，文化是人类所特有的精神和意识形态，具有更深层次和更高境界的影响力、渗透力，因而文化自信是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升华。
（四）协同关系
“四个自信”的四个构成要素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逻辑严谨的科学有机整体，就在于它们之间不是要素的简单叠加和毫无逻辑的排列组合，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具有高度协同性的有机整体。“四个自信”的协同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互补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者之间的并列与递进关系，进一步凸显了其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内在联系。正因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从理论逻辑上看，存在着前者作用于后者、后者反作用于前者的辩证互动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互动关系不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是思想与精神上的互补关系。二是实践上的互促性。“四个自信”的思想和理论体系最终凝聚成强大的精神动力而转化为实践自觉。在实践逻辑上，“四个自信”的实践力量作用于四个不同维度，道路自信引领实践方位，理论自信指导实践深入，制度自信提升实践规范，文化自信推动实践创新，四者合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三是功能上的互融性。“四个自信”的价值和意义最终落实在实践中，体现在成效上，决定于功能优势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既是“四个自信”的支撑，又决定了“四个自信”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的功能优势归结到一点，即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与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3]
三、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重要地位
“四个自信”本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最鲜明的特色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紧密结合，在推动发展上拥有强大的政治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14] 要准确理解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特殊地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思想体系中，深刻把握文化自信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功能、重大价值和战略意义。
1. 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的基石
从文化哲学上讲，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自我文化创造、文化传承、文化积累的确认、肯定和信念，体现了文化主体基于主体认知、情感认同的独立人格与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15] 正是通过“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文化领导权，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基石。从文明属性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在“两个结合”上演进的结果，属于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新阶段和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特别强调：“‘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16] 这表明我们党的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
2.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从思想来源与其特质来看，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7] 具体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自信的来源。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在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创造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命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激活和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这是文化自信的最深厚的底气。革命文化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坚持“两个结合”的特殊文化形态和宝贵文化财富，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红色”印记，它在继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孕育和锻造了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的文化创造，是服务人民、契合时代、代表文化前进方向的当代文化形态。文化自信体现了传统自信与历史自信、政党自信与人民自信、理论自信与实践自信的高度统一，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3.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家园，道路、制度、理论都离不开文化传统和文化滋养。从社会功能、战略意义上看，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9] 在社会功能上，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强盛是以文化为支撑的，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0] 文化自信是激活文化创新创造的动力源泉，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动力。具体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民族精神等宝贵智慧，革命文化所承续的家国情怀、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先进文化所负载的民族气节、时代精神和创新理念，既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保证，又是中国在世界变局、文化激荡、思想变革中创造奇迹、引领时代的文化密码。在国家战略上，文化自信具有基本、深沉和持久深远的影响力，以文化自信助推文化强国建设，既是中国文化繁荣昌盛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促进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立足世界舞台的必然之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路线图，擘画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图景，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价值支撑、智力支持和文化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重要论述，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道路方向、理论指导、制度保障和文化理念四个层面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体系和精神大厦，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和文化形态“四位一体”的重大突破，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为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科学的理论指导、完善的制度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1&ZD003）、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相关研究”（项目编号：2024ZX09）的阶段性成果
[韩美群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民教育》2025年第5期
[1]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
[2] 习近平.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 人民日报，2014-02-26（01）.
[3] 习近平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N]. 人民日报，2014-03-30（01）.
[4]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5.
[5] 杜尚泽. 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全方位外交的成功实践[N]. 人民日报，2016-01-05（01）.
[6]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36.
[7] 习近平. 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 求是，2019（12）.
[8][10][1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1（8）.
[9] [18][19]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6、41、23.
[12]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10-22（02）.
[13]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5（02）.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6.
[15][16]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
[17][2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6、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