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从生产方式到文化生活，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书写在每一个领域，共同塑造出如今的中华民族。其中，较为典型，影响也比较深刻的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间的互动与交融。
不同环境产生不同生活方式
古代中国人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能比较稳定获取食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农耕，通过种植庄稼获取食物；一种是畜牧，通过放养牲畜获取食物。庄稼长在地里不能移动，因此，农耕民族过着定居的生活；而牲畜要大量吃草，草的生长需要时间，牲畜无法在同一片草地上获取一整年生长所需要的草，游牧民族就得游走着更换草场。
水的多少决定先民选择哪种生产生活方式。具体来说，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区分开来。这是一条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半弧形的线。这条线东北侧起于大兴安岭，经过阴山、贺兰山和巴颜喀拉山，最后止于冈底斯山。此线东南部属季风性气候，西北部属大陆性气候。它同时也是中国半湿润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还是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的分界线。这决定了农耕与游牧的分界。此线东南年降水较多，可以务农；此线西北降水不足，则只能放牧。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逐水草而居，顺天时而动”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其中蕴含着生活的智慧。牧民常说“马靠草养，草靠水养”，这句话所表述的便是水草与游牧的关系，其背后有一套完整的逻辑。草的丰茂，取决于水；水从何来？一是降水，包括雨水、雪水、霜露等；二是地表水，包括江河、湖泊等。水会蒸发，由于日照的长短、多少不同，气温高低不同，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水的蒸发量就各不相同。而地表水受到山势高矮、冰雪覆盖面、水流走向、土壤渗水率、植被分布等众多因素影响，水量多少及水的态势也各有不同。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每一片草场都有各自独特的生态，草的丰茂程度和生长周期都不尽相同。这会直接影响牲畜的数量，影响其交配、孕育、生长、迁徙等的周期。游牧民族需要遵循自然规律，掌握草场的特点，精准安排游牧的周期。此外，盐的分布也影响着游牧的路线。盐是人畜生活所必需的，畜群所需的盐量较大，早期人类多从野外的盐泉或盐湖中获取盐。这些盐泉和盐湖的位置分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游牧的路线。
受气候情况的影响，游牧民族有时无法通过放牧得到足够食物，就可能会袭击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应对办法是修筑长城。长城早自先秦时便有修筑，当时燕、赵、魏、齐、秦等国各自都修建过长城，而秦朝建立后，则将各国修筑的长城连成一个整体，成为防御匈奴等游牧民族进犯的重要军事工事，其走向正大致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吻合。长城成为农区和牧区之间一道可见的分界线。尽管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有地域之分，生产、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异，习俗也各不相同，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经济、文化乃至各个方面的互动，却是长城无法分开的。互动与交融始终是两种文明间关系的主流，一直持续了几千年之久。
游牧生活产生的特色文化
受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游牧文明的文化也与农耕文明有较大的不同。所谓“游牧”，便是居无定所，游牧民族有范围广大的草原、牧场，却无定居的房舍。西北游牧的羌人，其“羌”字字源便是“羊人”，上为“羊”，下为“人”。羌人先祖是“炎帝”，而“炎”字有“大火”的意思。《汉书·五行志》中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游牧于寒冷地区的牧民，帐篷里的火是不灭的。游牧民族对火的亲近，既是生理的需求，也是心灵的崇敬，因此便有了“以火德王”的信仰。比如，西北的羌人自古便是以火为图腾，对火的崇拜体现在生活的很多方面。妇女要在火塘旁生产，胎儿的胞衣要埋入火灰中。羌人死后要火化，《太平御览》载，“庄子曰：羌人死，燔而扬其灰”。甚至，羌人战时若被俘，并不惧死，而害怕不能被火化。与这种习俗相对应，羌人也没有坟墓、陵寝。类似羌人居无定所、死而燔扬其灰的游牧民族习俗，不仅现在难以以考古手段追溯其源起，就连古文献中的描述，有些也是非常含混模糊的。譬如，《汉书·西域传》言及秦汉间西北的游牧民族“大月氏”时便说：“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此处“本行国也”的记载，表明汉代人对其认识的特殊性。汉代人既认为大月氏是“国”，又不知其国疆域所在，故而谓之“行国”。西北的“大月氏”如此，匈奴也如此。关于此描述的由来，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来自张骞之说，而班固写《汉书》时则沿袭了这种说法，佐以班超几十年经略西域的见闻。以“行国”指称游牧民族的做法便延续下来。
“行国”这一称呼很好地反映了游牧民族政权的特性。一方面，游牧生活使其疆界都是相对的、模糊的，难以划定确定的疆域。另一方面，松散的游牧使这些游牧民族不能单独抵御外敌入侵，必须有一定的组织联系，所以需要国的权威；当内部部落之间产生对草场的争夺或者其他各类纠纷，也必须有权威进行裁定。因此，便产生了“行国”。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往
由于游牧文明时常会移动，农耕文明对其产生的早期认知也是相当模糊而笼统的。如《礼记·王制》中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这些民族称谓包含着对其特色的简单概括。“狄”，从犬，从火，具有北方逐水草而居、需要迁场的游牧民族的一些特征；“蛮”，从“言”、从“虫”、从“丝”，用以形容南方民族的口音，其声如虫吐丝，其他地区的人很难听清、听懂；“夷”，从“大”（意为正立之人），从“弓”，意思是善于射箭的人；“戎”，从“戈”，从“甲”，本义为兵器，用在此处，代表西方持械之人。除了上述四个笼统的泛称之外，早期历史上还留下很多中原周边部落的具体部落名称，如尧舜时的“三苗”“肃慎”，商周时的“猃狁”“山戎”“畎夷”“土方”“鬼方”，等等。据文献记载推测，这些部落多为“游牧之族”，但总的来说，当时的认知和记载都比较模糊，时隔几千年后，现在的学者已经很难对这些部落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了。
虽然早期的认识比较模糊，但是因为生产生活的需要，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间的交流、融通仍是主流。牧民必须从农耕地区获得茶、粮食、布匹等物资。其中，茶对于主要靠游牧生活而非靠务农的游牧民族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不种庄稼、蔬菜，以肉、奶为主食，所以，茶就成为他们获取维生素的主要来源，他们需要通过饮茶来补充身体所必需的营养元素。而牧区不产茶，游牧民族便只能从产茶的农耕地区获得。而农耕民族也必须从牧区获得马匹、牛羊、奶制品，等等。这是一种结构性的互补关系。这便又形成了以牧区的畜品，如马匹、牛羊等来换取农耕地区的茶、农产品、布匹等的互市贸易，贸易达到一定规模还会形成集市。
在互市贸易这种互惠的良性互动之外，也会有战争这种恶性互动。在这几千年漫长的相互交往中，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有过无数次战争。但总的来说，和平交往还是在双方互通有无的过程中占主流。而在相互交往中，两种文明都有不少收获。事实上，中华民族正是在这一漫长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通过学习游牧民族提高了赵国军队的战斗力，便是农耕文明通过效法游牧文明提高自身实力的经典案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要求说汉话、衣汉服、习汉俗，还提出尊孔兴学、以孝治天下等，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全方位融合。而清代奉行的“满汉一体”，特别是科举的一体推行，更是将这种融合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而“满汉全席”作为清朝时期的宫廷盛宴，从侧面反映了这一融合的深入。还有一些生动的器物案例，如皮囊壶、高足杯之类的瓷器，更是极具象征性地体现出这一融合已深入到物质文化层面。瓷器原本是农耕地区创造、烧制出来的，而皮囊则是游牧民族用以在马上装水酒等的物什。两者结合，便有了皮囊壶。如此，不便行旅的瓷器，便可方便地系于马上，奔走四方。高足杯的兴盛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的结果，因高足杯有长把，便于在马上饮酒用，所以，这种已有很长历史的器物到元代大为兴盛。诸如此类的器物还有很多，还有一些精美的器物至今仍保留在博物馆中。它们不仅见证了古人的精湛技艺，更是在无言地诉说着农牧文化交融的故事。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是天地使然，其分工亦是对自然的适应。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其文化间的互鉴与融合，却是人文的必然，是华夏一体的必然。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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