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前，为应对高考改革带来的生源结构变化，合理满足学生进校后的二次选择需要，兼顾学科发展和经济环境带来的专业冷热不均衡等现状，许多高校探索放开了自主转专业政策。转专业政策的放开，在学生层面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理性的二次选择机会，在学科层面有利于引导学科进一步优化培养方案、加强专业认同教育，在高校层面有利于深化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改革，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水平。同时，转专业政策放开后也可能面临不同学科生源质量差距进一步放大等若干衍生问题。应当从加强专业认同教育、完善相关机制和监督体系等方面优化自主转专业政策。
◎关键词 转专业；专业认同；二次选择；教育政策
高等教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使命，高校人才的培养始终与社会需求紧密相关。这意味着高校需要不断结合社会需求的变化，及时对学科、专业进行优化，从而确保高等教育培养的主要“产品”——创新人才始终契合当前社会、行业的实际需要，避免出现高等教育和行业产业的脱节。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重点关注学生知识掌握和理解能力的培养，而对于学术认同和专业志趣的培育则较为欠缺。随着社会发展的变迁，基于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不同行业的周期性变化，社会对于高校不同专业毕业生的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专业对应的行业需求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和就业形势，学生对于未来的专业选择更加趋向多元化和动态化。当前，在高考结束后的志愿填报选择，从传统意义上的更加偏向于“择校”，演变成“择校”和“择专业”之间的动态平衡。由于第一次志愿选择是以高考分数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在学生需求端和高校供给端都存在一定的供需不平衡现象，尤其是针对高校供给侧，不可能在录取阶段满足所有学生的第一专业志愿，从而导致部分学生进入学校之后，存在对于就读专业的不适应、不认同、不感兴趣等状况，大学生专业教育灵活性亟待增强[1]，高校转专业政策应运而生。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2017年版）的出台，为高校转专业政策提供了法理依据。该规定指出：“学校应当制定学生转专业的具体办法，建立公平、公正的标准和程序，健全公示制度。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需要适当调整专业的，应当允许在读学生转到其他相关专业就读。”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部分高校立足学校和学科发展建设的立场，出于保护相关学科生源、确保不同学科生源基数相对均衡的角度，对于学生转专业问题多持保守态度，在政策层面对学生转专业的限制因素相对较多，如限制学积分、转专业名额等。然而，从宏观背景来看，随着我国高考改革的逐步深入，高考志愿的填报方式已经发生了诸多重要变化，从原有的文理分科、单一投档线模式，演变为专业组平行志愿、专业平行志愿等多种模式。具体而言，以往各大高校在特定省份，往往只有一条单一的投档线，而在新高考改革实施后，则普遍存在多条投档线并存的情况。这意味着在同一省份，高校不同专业组（专业）之间的分数差异被进一步拉大，不同高校间针对优质生源的竞争也变得更为激烈。加之社会就业形势和人才需求的快速变化，外部环境和学生需求等诸多因素叠加，更加强烈地倒逼高等学校进行内部改革，以提升学生的专业满意度，进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2]，其中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就是转专业政策的逐步放开甚至“零门槛”[3]，而这也意味着学生进校后转专业自由度的进一步提升。
本文基于大学生专业认同视角，通过对在校学生的深入调研，探讨学生在高考志愿填报、进校后二次选择等阶段进行专业选择的行动逻辑和内在机理，挖掘高校转专业政策的实践内涵和价值意义，进而提出进一步优化高校转专业政策在执行层面的策略和建议。研究以质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的方式进行展开，访谈对象包括高中毕业班班主任、高校招生办公室教师、在校本科生等，调研内容主要包括学生报考信息渠道、志愿选择原因、首次填报专业感兴趣程度、对大学的专业认同度以及职业规划等方面，旨在深入了解学生在志愿选择、专业认同、学业目标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生源来源省份、高考录取模式、专业分布等，对访谈样本进行筛选，确保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学生进行首次专业选择的行为逻辑
当前，高校进行本科人才选拔的主要依据是高考成绩。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往往专注于知识点的掌握和基础学科的学术训练，学生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高考备考，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专业教育等方面的认知则较为欠缺，对于进入大学以后选择何种专业，往往缺乏清晰明确的规划。尽管大多数学生都在基础教育阶段形成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但对于如何将兴趣爱好转化为对于某些特定专业的学术志趣，并有效提升对于特定专业的认同，在中学阶段缺乏必要的引导和支持，因而导致一些本科新生进入大学后对于所学专业不适应，谋求通过转专业改善境况[4]。
此外，当前高考的主力群体是“00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趋于多元化。他们对于达成目标有强烈的渴望，比较反感传统式的说教；他们普遍对于“要我做”持怀疑态度，更喜欢自主地选择“我要做”；他们具有丰富的接收信息的渠道和路径，接受新模式的能力很强，也容易被新媒体环境下先入为主的舆论信息内容所影响。整体看来，在当前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00后”青年学子具有典型的自身特征——他们既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也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改变。学生的志愿选择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访谈发现，学生在高考结束后，接触专业信息往往有几个渠道：首先是来自父母、高中班主任的影响相对较大；接下来则是来自互联网、新媒体的信息；还有一部分来自于高校、志愿填报机构的招生咨询。
研究发现，学生在首次专业志愿选择的过程中，主要是基于自身高考分数，实现对报考学校、专业最优化的匹配。在选择过程中学生一般会参考如下因素，包括国家战略和行业热度、就业薪酬期望、高校区位和社会声誉、父母职业影响、个人兴趣特长等，其中行业热度和就业期望是大多数学生最主要的参考因素。访谈发现，学生往往将就业与收入作为专业选择的主要尺度，薪资高、就业热门的专业成为考生首选，比如近年来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专业热度持续走高，带动了学生报考热度持续提升。相反，兴趣特长在首次专业选择中，并未起到显著作用。整体而言，考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的主要目标是实现高考分数的最大化利用。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类情况：一是有较为明确的基于个人兴趣的专业意愿，期望能够通过高考分数被录取到最感兴趣的专业；二是虽然有明确的意向专业，但当高考成绩远高于该专业的预计投档分数线时，会选择同一高校投档线更高的专业；三是缺少明确的意向专业，通过分数的最大化利用，基于该省以往录取情况进行志愿填报参考，以求被录取到刚好能达到目标高校投档线的专业。
学生在高考结束后的首次专业选择，总体上呈现出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大多数学生在高考出分后，才开始真正考虑选择哪个专业作为学术方向。一般各省志愿填报的时间为一周左右，最长也只有两周左右的时间。学生在选择过程中，由于做出决策的时间比较短，学生往往陷于“保学校”还是“保专业”的快速博弈中。尤其在父辈和师长的影响下，基于对高校的传统认知，往往先入为主地用“C9”“985”“双一流”“211”等标签把高校进行分级，大多数学生将选择一所相对更高层级的高校作为主要目标，从而把志愿填报重心放在“择校”上，对于具体选择哪个特定专业，则显得较为盲目。二是存在一定的波动性。部分学生表示在高考出分前，有相对比较确定的报考专业目标，如对某个学科门类（工科或理科）有一定倾向性，甚至从小就立志从事某个特定的专业领域。但当高考分数出来以后，则更多考虑的是高考分数利用的“最大化原则”，即出于不能浪费分数的考量，在往年报考情况的基础上，选择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学校和专业，而非遵照自己的初心和兴趣。三是存在一定的集群性。当前影响学生志愿填报的因素较多，尤其是在学生和家长对于互联网、新媒体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的背景下，媒体、网络“大V”对行业的解读，极易转化成影响学生专业选择的重要因素。这就容易导致学生在首次志愿选择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集群性特点，个人的学术志趣往往让步于网络意见裹挟下的群体一致行为。出于从众心理，学生扎堆选择某一类“热门”专业，而其中的很多学生实际上缺乏对于所选专业的专业认知和学术认同。固然，学生的志愿选择也是行业发展的传感器和晴雨表，但在多种因素影响下的志愿填报，实际上变相地把高校相对平等的多元学科设置，演变成冷热严重不均的专业“层级”。通过对上海交通大学2024年本科生源分析发现，以高考改革省份、按专业平行志愿投档模式的A省录取情况为例，该校在A省专业投档线最高的是人工智能专业（691分，最低位次全省120名左右），专业投档线最低的是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专业（655分，最低位次全省2500名左右），同一学校不同专业间的分差进一步拉大。
整体上，在高考志愿填报阶段的学生首次专业选择，往往存在一定的“信息差”。学生基础教育阶段学习的主要是基础学科，包括基础理科（数学、物理、化学）和基础文科（历史、政治、地理）等。而当前高校设置的更多是前沿工科和社科专业，相比于基础理科、文科，这些学科和专业的覆盖面更广、应用性更强，但在中学生群体中的认知度较低，从而难以体现专业认同。虽然大学专业和高中学习的内容存在一定的融通性，但整体上，学生进入大学前，少有对于前沿工科、社会科学等专业类课程的学习，对于大学专业课程内容缺乏深入的认知，从而在高考志愿填报前，很难明确未来的专业目标和职业方向。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面对层出不穷的专业名词，尤其是对工科、社科等专业，很多学生缺乏足够的鉴别能力，对于相关专业的基本概况、培养计划、行业发展、职业目标等，缺乏系统深入的比较分析。这就导致大多数学生的首次专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学生基于自身特点和专业兴趣的理性、科学的自主选择，而是在高考分数“指挥棒”作用下的一次“折中选择”，这些因素导致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产生复杂而多样的转专业意愿[5]。在上述背景下，确立和优化自主转专业政策，既是高校优化专业布局和结构、缩小不同专业间生源差异的需要，也是提高学生专业自由度、满意度的现实需求，同时也符合社会的长远发展要求。
转专业政策调整的实践：学生需求和学科发展的动态平衡
由于在高考结束阶段的首次志愿选择，学生受到周围环境因素、高校专业调剂等多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充分反映学生内心的兴趣，导致了部分新生进入大学后对于所学专业学习兴趣不足，学术规划欠缺，缺乏在本专业持续学习的动力。进入大学以后，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学习，对本专业有了更充分的认知，学术价值观、学术志趣、职业目标才正式开始形成。在一项针对上海交通大学2024级本科生的随机抽样调研（有效样本2400人，覆盖该年级60%以上学生）中发现，74%学生表示基于高考成绩适配选择本专业，仅有51%的同学因为感兴趣选择本专业，对本专业完全不感兴趣的学生比例超过13%，14%的学生明确表示考虑转专业。通过对不同学院之间进行比较分析，有1/3的学院意向转专业的学生比例在20%以上，部分学院甚至超过50%。在考虑转专业的学生群体中，提出转专业的原因主要是“有其他更感兴趣的专业”（82%），期望转入的专业也非常多元，覆盖学校90%以上专业。
整体看来，学生对于转专业相关政策的调整有迫切需求，优化自主转专业政策对于实现学生需求和学科发展的动态平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部分新生对于所读专业的感兴趣程度难以支撑其后续的学业学习，长期学习缺乏认同感与兴趣的专业，不利于学生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6]，严重限制个人的学业发展和学术志趣的培养。从根本上说，转专业政策放开的初衷，并非是为学生提供冷门专业转入热门专业的通道，而是希望尊重学生基于学术志趣的合理选择，通过科学、公平的选拔机制，帮助学生提升专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近年来，多所高校通过放宽转专业限制、降低转专业门槛等方式优化了自主转专业政策。部分学校甚至推出“零门槛转专业”政策，增加学生转专业机会与成功率。在具体实践中，大部分高校采取了“转出零门槛、转入有条件”的方式，不再限制转专业申请成绩、挂科门数等硬性条件，在学生不同的学段均可自主申请转专业，转出学院不作限制，由转入学院进行考核后决定是否“录取”，转专业名额也进一步放开，这充分体现了高校“以生为本”，尊重大学生的学习自由[7]。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允许学生在大一至大三年级多次申请转专业，每次可以选择两个专业志愿，不限制学积分排名，不限制挂科门数，而更加注重学生综合能力、兴趣爱好及个人发展等考量，充分尊重学生进校后的二次选择机会，学生转专业成功率明显提高。
通过政策实践发现，转专业政策的放开，顺应了形势变化的需要，但同时也面临着学科发展和学生需求的博弈。尽管转专业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放大不同专业间的不平衡现象，比如有些专业转入学生较转出学生更多，相应转入门槛比较高；部分专业转出学生较转入学生较多，相应转入门槛比较低。然而从上海交通大学2024年调整转专业政策的首次实践来看，学生在考虑转专业申请过程中，并未出现扎堆报考某个“热门”专业的情况，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交叉化、理性化等特点。如图所示，不同专业之间的流动呈现彼此交叉的特征，既有从偏“冷门”专业转入偏“热门”专业的案例，也有从偏“热门”专业转入偏“冷门”专业的案例。这说明学生在选择过程中，并不是完全按照专业冷热趋势进行的盲目选择，而大多是经过理性和审慎思考后的决定，是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对未来的职业规划以及对于专业发展的预期等进行的综合考量。
此外，虽然上海交通大学首次开放了本科大一、大二、大三年级所有学生均可申请转专业的政策，打破了过往转专业政策设置的种种“门槛”，但在政策实施后，真正提出转专业的学生比例，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区间，而且低年级学生申请的比例明显高于高年级学生。以上海交通大学2024年转专业政策实践为例，大一年级申请转专业比例占本年级学生13%左右，大二年级申请转专业比例占本年级学生4.5%左右，大三年级申请转专业比例仅占本年级学生1%左右。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政策的放开充分满足了学生进行专业二次选择的需要，但学生也会综合考虑学习年限、新专业学习压力、学习成本等，审慎提出转专业申请，并未出现扎堆选择某个专业的情况，这对于其他高校在转专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施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图 上海交通大学2024年转专业学生流动情况
多维度下开放自主转专业的价值意蕴
基于以上分析和实践经验，本研究发现，学生在首次专业选择中由于缺乏对于专业的充分认知，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性、波动性和集群性的特点。尤其在高考作为学生进入大学的主要“指挥棒”背景下，高考分数的限制成为了很多学生进入心仪专业的“拦路虎”，单一的高考分数并未能完全体现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学科素养，导致很多学生并未能在首次志愿选择中，进入自己最感兴趣、最心仪的专业学习。而在进入大学以后，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逐步形成对于某些专业的认同，对于自己更加感兴趣、更加适合的学科领域，有了更加清晰明确的目标。因此，高校转专业政策为学生提供了一次宝贵的二次选择机会。对于高校转专业政策开放的深层价值和意义，可以基于不同的维度来进行阐述。
1.学生维度：更加理性的二次选择
高校有两个责任主体，一是以教师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二是教育的主要受众“学生”。两者相辅相成，实现了人才培养、教书育人的目标。如何辩证地确定教师和学生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分析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定位，明确各自主体的责任，这是始终伴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命题。学生是大学教育的主体，也是教书育人的核心。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主体地位，而非从属地位。学生选择专业的本质，是实现家人期望、完成个人学术梦想、规划职业发展等多重因素的组合效应。高等教育的培养是一个知识再创造的过程，也是深化学生专业认同的过程。伴随着时代发展，学生的自主意识增强，学生对于所学专业的态度从“要我做”的被动接受，转变为当今“我要做”的主人翁状态[8]。对于专业的选择，既是学生本身应该拥有的权利，同时也是学生形塑专业认同，确立学术目标和职业规划的重要路径之一。对于自身并不热爱的专业，丧失选择权而导致的被动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会消磨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学术志趣。如果学生总是把自己当作专业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和个人创新性，也必然不会对本专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实行更加开放的转专业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是给予学生重新进行自我定义、实现自我价值、规划职业目标的良好契机。
2.学科维度：促进专业培养体系优化重组
高等教育的使命，一是学术传承，二是社会服务。因此，既要坚持学术导向，也要兼顾社会需要。每个学科都有其特定的专业价值体系和学术内涵，但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很大，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对于不同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高校既要有战略定力，又要紧跟时代发展，要能够基于学生转专业流动情况、毕业生就业质量等，对学科体系进行实时优化和调整。针对转专业政策的放开，势必会造成部分学科生源“净流出”，部分学科生源“净流入”，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学科发展的不平衡，但也为学校改革优化培养体系提供了参照和契机。总体而言，学校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打破学科壁垒、拓展学习边界，以学生为中心、为不同学子量身定制多元化培养模式，让学生收获更多教育增值，通过强化学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引导学生提高专业学习的主动性。因此，在学生专业的转出端，不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志趣选择进行限制，而是应该更好地优化专业培养方案，切实提升专业建设的质量和水平，进而提升专业吸引力[9]，通过更加科学的课程体系、更加硬核的教育体验、更加深入的行业教育等方式，努力培育学生的专业认同感，用更优质的人才培养举措，把本学科的优质生源留住。
3.学校维度：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治理体系提升
在高校层面，转专业政策的放开，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逐步完善的生动体现。相较于以往一直提起的“管理”，“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更多关注全局性、战略性的层面。治理应该是更加广义的管理，也是综合学校、社会等各种因素，对于学校的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各种维度进行统筹考虑的复杂体系。高校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应该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学科的发展不是以生源的绝对数量为支撑，而是以有强烈的专业认同感、愿意朝着专业目标实现个人发展和社会价值的生源质量为衡量标准，生源质量的衡量需要突破单一的数量和分数导向，以吸引到对本学科最感兴趣、最适合的学生群体为根本目标。转专业政策的放开，能够进一步激活学生群体的专业认同，激发专业教师教书育人的动力，从而更好地为学生提供教学支撑和学术保障，调动学生积极性，确保学科效益、学生增值最大化，构建一流的本科教育体系[10]。在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当下，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导向，关注学生的合理诉求，对于提升现代大学治理水平，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我国高校转专业政策顺应时代变化的调整和优化，正是全面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高校优化自主转专业政策的策略和建议：回归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导向
在信息化时代，高校学生群体正在深入地参与到现代大学治理，转专业政策的放开同样也是呼应学生合理诉求的重要举措。在这种背景下，高校的政策制定不再仅仅起始于高校管理层面对教育问题认识的自觉性和学科“内驱力”的传统模式，而是更多地受到自下而上尤其是来自学生群体的反馈和影响。学校为满足学生在转专业等特定领域的需求，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真正做到“学生有所呼，学校有所应”，这也是提升学生在校满意度、引导学生有序参与大学治理、回归教书育人初心使命的重要形式。
1.加强专业认同教育，规避二次选择的“逐利性”
转专业政策为学生提供了二次选择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多元化需求。首先，需要加强对学生的专业引导，依托课堂帮助学生深入认知不同专业。在上海交通大学2024级本科新生调研中，64%的学生希望学校能够提供专业咨询辅导、生涯规划等支持。在大学课堂中，老师传授给学生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有专业认知和行业情怀。学科和专业应该注重对于专业课程教师的培训和指导，充分挖掘每一门课程的专业引导功能，让专业教育充分覆盖到每一个课堂。如当一名教师在课堂讲授“机械工程导论”，他除了在专业上进行知识传授，更应该把国家层面对于未来智能制造的战略要求进行深入阐述，让学生提前树立在机械工程领域为国家作出贡献、实现行业价值的理想和目标，不断涵养本专业的学术志趣。通过课程学习，学生对于不同专业的特征和发展方向也会产生更加清晰的具象化认知，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学生在拥有二次选择机会时依然不知道如何选择专业的窘境。因此，需要充分挖掘每一门课程的专业价值引领功能，让专业认同教育潜移默化地浸润在课堂中。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职业规划教育。高校可以通过开设职业规划课程、设立职业规划导师制等方式，引导学生提前了解行业特点，明确职业目标，基于个人兴趣爱好和学术基础做好个人长远的发展规划，从而使学生更加理性、审慎地做出转专业的二次选择。
2.完善转专业政策执行机制和监督体系
转专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选拔的公平性。高校要加强对转入端审核的全过程监督，确保在初审、笔试、面试等选拔阶段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重点考察学生的学术基础、专业志趣等，提高选拔的精准性。转专业政策过程包括政策制定过程、执行过程和评估过程三个阶段，而其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多方合作参与，共同推动转专业政策的平稳落地和科学实施。一是要坚持转专业政策制定的多主体参与性。要充分吸收学生层面的意见建议，及时把握学生对转专业的实际需求，保障学生在转专业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深入分析制约学生转专业的瓶颈问题，破解学生申请转专业的政策障碍，如避免用专业排名、不及格门次等作为限制学生转专业的条件，充分尊重学生关于转专业的专业去向、时间点等合理诉求。二是转入端的选拔要做到公平公正，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转入端的选拔不仅仅只是考核知识基础，单纯“看成绩排名”，更要关注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把握学生的学术志趣，实现“从看分到看人”的转变。转入学院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选拔机制，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转入专业学生选拔委员会，避免政策简单化、指标化、功利性，避免转专业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对转专业选拔全过程的监督。转专业某种意义上是学校的二次选拔，关系每位学生的切身利益，学校和院系纪检监察部门要建立监督机制，安排观察员监督转入学院对申请学生考核的全过程，确保相关选拔过程公平透明。
3.加强对转专业政策的及时优化和动态评估
针对转专业政策的评估不应该仅仅关注执行阶段，还应关注政策执行以后的实时反馈和系统评估。应在转专业政策实施的各阶段，基于学科角度、学生角度等进行深入调研，提升转专业政策的覆盖面和有效性。教育政策评估和其他领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关系到每位学生的切身利益。全面把握转专业政策评估过程的主要影响因素，构建一个科学、清晰、有效的教育政策评估过程，从而为转专业政策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高考招生制度改革、高等教育培养质量、大学生就业等教育热点不断涌现，成为教育领域讨论的热点话题。面对这些问题的产生，高校亟需对现有教育政策的效能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学校要主动把握当前环境下，学校管理政策体系建设工作的“短板”，在满足学生“多样化、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同时，进一步兼顾不同学科发展，提升整体培养质量，从而在体制机制上对转专业政策进行不断调整与优化。
高校转专业政策的逐步放开，既是学校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重要实践，也是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适应时代和社会需求的必然选择。总体上来看，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适当提高学生专业二次选择的自由度，对于提升学校整体人才培养质量、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加强行业衔接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允许学生进行二次选择，本质上也是提升学生专业认同、加强学生专业归属感的重要路径之一。高校一方面需要加强专业认同教育，依托课程思政、行业教育等，把专业认同教育融入课程体系中，激发学生对于本专业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大中衔接，推进专业认同教育关口前移，要充分遵循中学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更好地把优质高等教育课程资源前置到中学阶段，激发中学生的学科好奇心和专业探求欲，实现大中学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引导学生提前树立学术目标、塑造专业认同、明确专业志愿。
高校还需要加强对转专业学生的学业指导，校内教务、学工等部门要加强联动，完善服务转专业学生的学业支撑系统。转入院系需要在培养方案、学业规划等方面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努力帮助学生尽快度过“适应期”，更好地开展新专业的学习，进一步加深专业认同。此外，学校层面还需要进一步打通专业壁垒，注重不同专业的交叉培养，通过打造更多模块化的专业融通课程，促进不同专业间的学分互认和课程替代，尽量减少同质化课程的修读，降低转专业学生进入新专业以后的修业负担。同时，针对转专业造成的不同学科之间生源不均等问题，高校需要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加强专业生源的动态调整，引导相关学科不断完善师资结构、优化培养方案、加强行业联动。通过激发学科的内生动力，倒逼相关学科主动求变，提高育人自觉，不断增强学科吸引力，从而让社会真正需要的学科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始终契合社会和行业发展的最新需求。
参考文献：
[1]李志，王琪琪，齐丙春.当代大学生专业认同度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高教探索，2011（2）.
[2]丁沁南.选择重要还是培养重要——本科生专业自主选择、专业承诺与专业满意度关系探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23）.
[3]姜澎.高校开放“零门槛”转专业，意味着什么[N].文汇报，2024-06-14（9）.
[4]徐春成，高佳琳.论我国高校转专业制度[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24，45（6）.
[5]刘玉婷.普及化背景下我国高校转专业政策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23.
[6]成瑶.学习自由视角下中国高校转专业政策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23.
[7]陈晓满.大学生转专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科教导刊，2023（28）.
[8]黄敏君.高校大学生转专业伴生问题、成因及解决思路[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24（27）.
[9]张永莉.高校转专业工作现状及其持续改进研究[J].北京教育（高教），2024（8）.
[10]邢瑞冬.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生转专业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2022.
【作者：武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
（原载2025年第1期《中国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