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有组织教育科研是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作为有组织教育科研的重要载体，教育智库以有组织的科研选题、组织模式、资源配置、成果转化和评价体系等运行机制形成集聚优势，支撑驱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中，教育智库开展有组织科研，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国家需求与个人兴趣、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共识性研究与非共识性研究、团队产出与个体贡献四对关系，实现科研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以教育科研之强夯实教育强国之基。
◎关键词 有组织教育科研；教育智库；教育强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2]。有组织教育科研是教育智库科研组织模式和体制机制创新的“生长点”，其着眼点在于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核心在于实现科研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以高质量的教育科研支撑驱动引领高质量的教育发展。当前，有组织教育科研首先要从认识上破解人文社科领域部分学者中存在的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研究之间的对立认识；要在实践中突破教育智库运行机制改革的屏障，引导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树立大学科、大平台、大成果的意识；更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开辟新赛道、新机制、新生态。
有组织科研是教育智库服务强国建设的主要方式
1.有组织科研是教育智库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有效途径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服务党和国家决策为宗旨，以政策和战略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承担着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从2015年国家高端智库首批试点单位启动以来，已形成包括29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和16家培育单位在内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方阵，智库的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与传统教育研究重在学术研究、理论阐释，长于“著书立说”不同，新型教育智库更加重视对决策的支撑能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在成体系、成建制地产出重大研究成果方面[3]，有组织科研越来越成为教育智库服务强国建设的主要方式和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集中力量办教育”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是破解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难题的有效途径。有组织教育科研在服务国家教育决策、创新教育理论、把握社情民意、推动研究范式转型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的决策依据、《教育大辞典》的出版、“全国教育满意度调查”“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等便得益于有组织教育科研。
2.有组织科研是教育智库深化科研组织方式改革的迫切要求
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4]。面对新时代下出现的“新高考改革”“双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教育改革难题，单凭教育部门已经无法独自解决，迫切需要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和全局观念，打破各学科、各领域、各部门之间的资源壁垒，提高教育科研的体系化、组织化程度。如果说之前的教育科研主要是从教育内部优化配置资源，那么新时代的有组织教育科研则更多需要从整个社会来优化配置资源，集中力量解决战略性、长远性、基础性的重大教育问题。
此外，当前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已不再是闲逸好奇心驱动下，远离实际应用的一种个性化探究行为。现代知识生产模式强调从“单兵作战”走向“协同攻关”，基于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打造跨学科的大学术共同体，让来自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咨询机构等不同背景的知识生产者加入到知识生产过程中来，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并接受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检验和评价[5]。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专章部署、统筹安排、一体谋划，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教育智库应该深化有组织科研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改革，加强学科交叉和跨界合作，集成各方面的优势力量，实现政产学研用等不同主体的协同创新，提高教育科研的整体效能。
面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任务，教育科研的突破性创新有赖于科研资源和力量的统筹布局。若想取得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教育科研创新，必须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以往零散无序、不成系统的“原子式”教育科研力量有机整合和统筹起来，共同开展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教育科学前沿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教育研究，才能实现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更高质量、更高贡献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3.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是相互生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有组织教育科研是一种使命导向、目标导向、任务导向、问题导向的学术组织形态，具有战略性、交叉性、多元性和应用性等特征。从科研组织形式来说，自由探索是常态，“有组织科研”则属于国家行为，有责任、有义务引导和推动学术研究自觉担当起国家战略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重大前沿突破研究重任。学界有一些人认为“有组织科研”才代表先进的学术生产关系，而个体的自由探索已经成为一种落后的学术生产关系，这显然有失偏颇。过于强调有组织的对策应用研究，不仅压缩了自由探究的基础研究空间，而且容易造成同类选题的低水平重复。“无组织的自由探索”和“有组织科研”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自由探索是一切科研创新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即便是“有组织科研”，也必须坚持自由探索的科学精神。对于教育研究等人文社会领域的有组织科研来说，更需要重视自由探索的学术价值，建立在个人实践体验、顿悟、想象、灵感等“无组织思维”基础上的原创性研究，恰恰是教育学知识的成长点。
教育智库要发挥好有组织科研的天然优势
1.科研选题机制：聚焦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
聚焦教育的政治属性。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人的精神成长和全面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需要提高社会协同力。在“校—家—社”协同育人和五育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教育智库在选题中更加重视系统化的有组织研究，对立德树人等根本问题进行长线布局，聚焦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牢牢把握教育的国家属性和政治属性，引导研究者在育人的根本问题研究上产出更多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标识性成果，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
聚焦教育的人民属性。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突破一些体制机制束缚和利益固化藩篱，聚焦领导关心、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重大问题，积极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多样化教育的期盼。有组织科研在选题方向上具有规划性和针对性，可以精准把握人民的教育需求，积极主动设置事关民生长远发展和人民急难愁盼的研究议题。在常规性研究选题上，着眼于提高公共教育服务质量水平，组织力量研究体系性问题；在应急性研究选题上，着眼于“快速反应”，依托智库科研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产出更多应用性对策性成果，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聚焦教育的战略属性。有组织科研的水平首先体现在议题设置能力上。在选题机制上，只有“跳出教育看教育”，把教育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中系统研究，才能找到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在遴选机制上，既要重视问题的真实性、可研究性和可验证性，又要对不同选题进行战略性布局，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选题布局，避免同一选题多年低水平重复研究。有组织科研的水平还体现在话题转化能力上。要将重大战略性问题转化为可研究的具体问题和课题指南，组织开展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系统研究。只有选好题和命好题，有组织科研才能引导团队勇于涉险滩，敢啃硬骨头，将单打独斗的“小作坊”式研究，有序整合为有组织、有部署、高效率的团队集中攻关，提升科研整体效能。
2.科研组织模式：构建有序且灵活的矩阵结构
打造“强矩阵”，应对重大紧急科研。重大应急类科研任务通常具有周期短、任务重、目标明确的特征，要求科研队伍能够快速组建，并实现科研资源的高效配置。在“强矩阵”结构中，项目负责人拥有较高的决策权和资源配置权，可以从职能部门灵活抽调所需人才，以满足重大紧急类科研的资源配置与决策需求。“强矩阵”结构的构建，重在原有的纵向职能体系基础上，根据项目需求将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划入相应科研项目组。进入项目组的科研人员，其评价与激励均由项目组决定，从而充分发挥“战区主战”作用，快速响应跨学科、跨领域的重大攻关类决策服务需求。
构建“弱矩阵”，服务长线基础科研。长线基础类教育科研任务的科研主体从“一方主导”转向“多方协同”，科研内容从“单一领域”扩展为“多维立体”，科研周期由“短平快”转变为“长周期”。“弱矩阵”结构的组织形式更为适宜这类任务，即在大组织网络框架下，允许异质小组织网络进行自由探索。在此种结构中，职能部门派出人员跨部门参与科研活动，基于共同科研志趣，合作开展长周期基础研究。同时，依托原有的研究所和部门的学科优势，可以最大程度为具备深厚基础研究能力、长远眼光和前沿视野的战略科研人员提供自由探索的空间。与“强矩阵”结构相比，此类结构的项目负责人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力较小，需要与各职能部门协调，也更注重科研人员自主性和跨学科合作，从而更有利于推动长周期基础科研任务的稳步开展和持续创新。
推进“平衡矩阵”，促进产学研融合。产学研用一体化科研任务的关键在于打造全链条的纵向合作关系，构建异质性主体之间的共生互动科研网络，推动“政府—产业—大学—社会组织—虚拟网络”知识生产协同体。在“平衡矩阵”结构中，项目设有负责人，并且负责人具有一定的决策权，负责制定科研项目总体计划、整合资源、制定时间表并监督科研工作进程，等等。“平衡矩阵”架构促使科研组织从“有实体的组织性”逐步发展至“超越实体的有组织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理空间和组织形式，组织样态趋于多样化。
3.资源配置方式：积极布局长线研究、平台建设和智能科研
优化项目布局，保障长线教育研究。面向长线科研任务，配置资源的关键在于确保资源的稳定性与高效性。一是单独设立“长线研究”类专项项目，专门划拨基础性研究经费，增强对教育长线科研的稳定支持。鼓励科研人员对教育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长期、深入研究，减少因资金不足导致的“频繁换题”现象，确保研究的连续性和深入性。二是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比例，推行“包干制”，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经费使用方式，激发团队成员创新积极性。三是适度引入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面向目标明确、任务清晰的长线科研任务，实行“揭榜挂帅”制（科技悬赏制），以科研成果兑现科研经费；面向教育领域内关键性的科研任务，采用“赛马”制，分项目按比例，逐步投入经费资源。
深化平台建设，推动资源共建共享。共性组建机制最初用于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通过建立共性技术平台，以促进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发，提高产业链竞争力。这一机制同样适用于有组织教育科研的发展需求。基于数据和证据的循证教育体系是教育决策未来的发展方向[6]。提升有组织教育科研的创新力和决策支撑力，离不开科研平台的建设，通过集聚知识、信息、技术、人才、政策、资金等创新资源要素，科研平台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支撑。例如全国性的教育质量监测平台、长三角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中心等一批公共性教育科研平台，不仅汇聚了教育科研人才，还提升了教育科研在服务决策中的深度和广度。以财政性科研经费的投入，推进全国性教育数据调研平台、教育质量监测平台以及教育满意度等教育共性研究基础平台的建设，发挥共享共用机制，提高个体的创新效能，发挥科研平台的规模效益，有力支撑教育决策循证研究。
强化数字赋能，实现资源精准配置。强化智能科研的应用是顺应时代发展、提升科研效能的关键举措。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慧科研生态系统，提高科研资源配置的精准性和科学性，提升科研效率与成果质量。智能科研管理平台的构建、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的运用、智能科研辅助工具的开发、智慧科研生态系统的构建以及强化智能科研对教育决策的支持，共同构成了教育科研资源配置方式的重要创新方向。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科研项目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精准评估科研项目的需求与潜力，自动化处理烦琐的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工作，实现科研资源、数据、知识、人才等要素的深度融合与共享，有效提升教育科研资源的利用效率与科研成果的转化速度和质量。
4.成果转化路径：构建全链条知识生产体系和科研生态
以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构建全链条生态。智库依托有组织的统一部署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交叉融汇，构建多维度、强互动的创新生态系统，联合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形成科研探索与教育实践的协同合作。教育智库的科研成果不仅要达到学术领域的标准和要求，还要能够直接服务于教育行政部门或产业界。基于此，教育智库的有组织科研是全链条的组织化，通过“研究选题—项目实施—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将“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理念贯穿在科研活动“前、中、后”的全过程，保障科研探索的开展不偏离主航线。
以需求为导向驱动基础研究发展。教育智库的有组织科研多以需求为牵引，围绕教育行政部门、公司或者其他组织机构任务需求开展研究，尤其是委托类研究项目通常以实现委托方的特定需求为直接成果形式，而非遵循学术领域传统的“学术研究成果—社会服务成果”转化路径。在研究内容不涉密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后续可以基于之前的委托项目研究，自主形成学术化的科研成果进行发表或出版。例如，教育行政部门委托的研究任务主要以研究报告或咨询报告的形式呈现，而其他教育机构的委托研究结果则多直接应用于教学改革、课程开发、教师培训等领域。
以应用为导向打通成果转化堵点。科研成果转化路径缺乏、转化动力不足等已成为阻碍前沿科研成果实现应用转化的重要因素。教育智库以组织优势开拓科研成果转化的新路径与新机制。智库与教育局、大中小学等机构合作建立实验区、实验校等，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特区，将教育实践一线的发展诉求“由下至上”直接转化为智库的研究议题。同时，智库的研究成果通过实验区也可以直接实现实践转化，从而打通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堵点。此外，教育智库还着力构建科研成果转化的专用通道，组织专业团队常态化遴选、提炼、汇总与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紧密相关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以报刊、内参等形式报送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科研人员拓展服务决策路径。
5.科研评价体系：深化整体性、多元化和数字化评价改革
多维整合，推动评价体系转型。横向上，更加关注对战略需求的匹配程度、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的能力和水平，积极推动对有组织教育科研的多维度评价，从难度、创新度、贡献度、协同度等方面展开，构建了更为丰富立体的评价标准，提升教育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纵向上，纠正以往过分看重署名排序、忽视实际贡献的现象，充分尊重并认可成员实际投入，构建了包括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结果评价等在内的综合评价机制，充分发挥科研评价的激励与导向功能，引导研究者从“重排序”向“重参与”“重贡献”转变，让评价成为有组织科研高水平发展的推进器。
多元协同，确保评价全面公正。在有组织科研中，智库主要推行“同行小组+外部专家”的评议模式，以同行小组评议为核心，广泛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评审主体不仅注重研究领域的广泛性，还强调研究背景的多样性，参与者涵盖国内外同行专家、管理机构人员、学术团体学者及机构内部成员等。同时，智库高度重视实践反馈，特别是在科研成果转化评价中，吸纳来自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实践领域等需求方的代表，确保评价结果具备实际效力。此外，智库在制定和修订评价指标与方法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尤其是科技管理部门和科研人员的建议，确保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适用性。
数字赋能，提升评价信度效度。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直接影响到研究者的积极性，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的大背景下，以数据治理为核心、数智技术为驱动，可以有效提升管理精细化、服务精准化、决策科学化水平。为避免科研评价中的“唯资历”“唯字数”倾向，教育智库在数字化技术赋能有组织科研评价方面也在积极开展探索，通过研制数字化评价工具，统筹数据的处理、流转、存储，以数据治理优化科研评价流程，提升有组织科研评价的信度和效度。
正确处理有组织教育科研的四对辩证关系
1.科研选题中的国家需求与个人兴趣
一是辩证看待“有用性”与“无用性”的关系。在开展有组织教育科研的背景下，“有用性”常常成为教育科研选题的主要标杆，一些“看似无应用价值”的选题被忽视，有的机构和个人为了选题而选题，选题的“功利性”倾向加剧。为此，需要平衡好选题“有用性”的尺度，在确立教育科研选题时不能简单套用应用研究的目标，而应给予基础研究充分的选题空间，重视“无用选题”的实用价值，形成不同类别间选题的最优平衡。
二是平衡好“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关系。根据需求的内部和外部性，有组织包含自组织和他组织两种形态，二者都是要素之间按照某种规则形成有序结构的组织[7]，区别在于是否有外部指令或控制的影响。新时代，教育智库的研究领域应瞄准“四个面向”中的战略及政策问题，聚焦到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科研范式变革中的根本问题，这是响应党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必然要求，更是“他组织”型教育科研组织方式的集中体现，但这并非否定小团队的自由探索，而是要尊重当前普遍存在的“自组织”型教育科研组织方式，瞄准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真问题，为小团队的自由探索留足充分空间。
三是处理好行政逻辑与学术逻辑的关系。教育智库尤其是政府教育智库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行政力量在确立教育科研选题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难免与学术力量主导下的选题逻辑发生冲突。应然状态下，科学的教育科研应妥善处理好行政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关系，既要跳出个别行政领导主导选题方向的倾向，又不能陷入完全由专家主导的选题惯性中，最大限度地凝聚政界、学界乃至业界的广泛共识，避免选题主体错位导致的科研方向偏离。
2.项目布局中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一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高质量教育科研成果的产出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破除传统教育科研项目管理理念，明确不同教育科研项目的中期和长期目标。例如，基础研究需要更长时间完成，适合进行长周期的动态管理，应用研究则需在短期内高效完成，更适合短周期的项目管理方法。同时，要避免长期任务被简单分解为短期任务，对于一些急难险重的重大项目，建议采取长线滚动资助战略，为基础研究留足充分空间，既要关注教育科研项目的短期成效，也要注重项目的长远效益，鼓励科研人员在特定领域开展深入的持续研究，以真正取得标志性教育科研成果，并对教育实践产生重大深远影响。
二是冷门绝学类与应急对策类的关系。冷门绝学类教育研究是指学术关注度相对较低、成果产出较难、研究群体较小的传统研究领域，这与学界政界关注度高、成果产出速度快、研究队伍庞大的应急对策类研究形成鲜明对比，但冷门绝学类研究与应急对策类研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二者可以兼容并行。教育智库的有组织科研并非完全强调教育科研的应用性和服务性，也不是要将时间精力全部倾注到应急对策类研究中，更不是将冷门绝学类研究与应急对策类研究割裂，而是需要在充分尊重教育科研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寻找二者的结合点和共鸣点。既要发挥好冷门绝学类研究在促进文化传承、学术进步等方面的作用，又要集中优势力量攻关重大应急决策研究，发挥好教育智库的智囊团作用。
三是“平时”到“战时”的关系。基础研究具有高度的纯粹性，是知识生产的主要来源，也是科研创新的推动力量。但很多教育基础研究并不优先考虑实际需求和实用价值，可能导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脱节，这就需要发挥好基础研究在原始创新中作用的同时，畅通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转化通道，构建常态化的决策服务报送机制，提升教育科研成果的决策服务转化效率，更要从“战时”的国家科技需要出发，有序推进“平时”的战略性储备性研究，提升从“平时”到“战时”的转换效率和动员能力，为“战时”研究积蓄力量。
3.资源配置中的共识性研究和非共识性研究
一是在研究布局上既须求解“常数”又要破解“极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前的科学研究正在“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8]，教育科研同样需要不断突破认知边界。小到个体全生命周期中的一个片断性规律、大到对地缘政治演化的影响、尖端到智能大模型全面渗透人的社会化过程，复杂到教育综合改革牵一发动全身的不可测性，其中都存在着大量的认知盲区和空白，相关探索偏离常规议题，甚至尚未萃取出清晰命题。这需要支持一批科研人员大胆探索、挑战未知，有资格、有资源来“下闲棋”“布冷子”，为原始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孕育可能性。
二是在政策建议上既要说“正话”又要说“痛点”。由于智库更贴近行政决策第一线，往往因循既定的政策导向来论证必要性和可行性，偏重支撑性、响应性、阐释性研究。为避免决策路径和科研思路相互强化、硬化、固化，要有意识地跳出共识性思路的桎梏，发挥科研探索本应具备思辨性和批判性功用，注重甄别和警策常规路径中的风险、隐患，揭示痛点、堵点。要敢闯教育综合改革的无人区、深水区，着力推动有价值有前景的新议题设置，更好地为决策和实践层面提供启发借鉴。
三是在结果导向上既要“解题”又要“留白”。教育智库的有组织科研经常是命题式的，需要定向求解。不少研究结论会由于过度追求共识性和稳健性而只论证了常识。在有组织科研过程中要避免过度追求标准答案，为想象力和发散性思路适当留白，允许出现异于平常、独树一帜的见解和观点。要倡导开放、包容的科研文化，构建一个既富有挑战性又充满支持性的科研生态系统，以激发科研人员潜能，推动科研边界拓展。
4.科研评价中的团队产出与个体贡献
一是注重“破立结合”。“破五唯”旨在纠正科研评价中的单一和僵化标准，但仅仅破除旧有标准而不建立新的标准，会使评价体系陷入空白，无法为科研活动提供正确导向。新标准的建立不仅是对旧有框架的替代，更是科学精神和公平性的新体现。破旧立新是评价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只有兼顾二者，才能为科研团队提供持续前进的动力，并确保个体贡献得到合理认可。
二是防范“集而不成”。有组织科研的核心在于真正的协同合作，而非表面上的集体名义。实际科研活动中常见“集而不成”的现象，即团队合作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协作与贡献，甚至出现“挂名作者”或“僵尸作者”。这种现象不仅损害科研诚信，也破坏团队内部信任与公平。只有确保每个成员积极参与并作出实质性贡献，团队整体产出与个体贡献才能得到协调。
三是兼顾短期与长远发展。在科研评价中，短期成果体现团队当前工作能力，而长期发展则关系到团队的持续创新能力。若评价机制只关注短期产出，成员可能倾向于追求快速见效的研究方向，忽视团队协作与创新突破。通过评价机制的调整，引导团队成员在短期内取得成绩的同时，着眼于长远发展，培养持续创新的能力，才能使个体贡献更好地融入团队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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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8]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6月24日）[N].人民日报，2024-06-25（2）.
[本文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专项资助项目“有组织教育科研的实施路径研究”（GYF12022001）的研究成果]
【执笔人：王小飞、孟照海、王晓宁、闫丽雯、陈柳、孔令军、张莹、翟雪辰、杨娇、姚真】
（原载2025年第1期《中国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