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开放助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机理与路径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人类对知识边界的探索欲、对文化包容性的想象欲以及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欲。这既构成了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最古老社会组织存续的根本，也解释了人类在持续合作与竞争中共存的社会现实。

推动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与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水平既是我国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华文化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外化。当前，虽然外部环境的诸多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校持续深化对外开放进程形成了外部阻隔，但这种不确定性恰好放大了高校作为一种文化交流与互动形式，助力国家之间进一步释疑增信、进一步平衡合作与竞争张力的重要意义。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高校应坚持深化对外开放进程，把握好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机理，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范式创新与格局重塑，在助力我国教育系统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构筑有效的外部“缓冲区”。

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底层逻辑与历史表征

作为国家开展人才培养、推动知识和科技创新的根本性制度保障，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既构成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目标，更体现了教育强国的基本特征。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应仅指向通达高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高质量的在华国际学生数量等外显指标，更不应仅停留在对全球大学排行榜排名上升的追逐上，还应思考其能否通过服务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助力教育强国战略的落实，更有效服务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与深刻变革，促进高等教育服务好教育链、科技链和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与切实贯通，进而在最广泛意义上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的顺利实现。这构成了通过提升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底层逻辑。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制度化过程及水平提升，与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系统提升呈现出“双螺旋上升”的构型，对其观测可大致从三个阶段入手。

一是“请进来”与“走出去”的范型初构。从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探索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引领。中国政府鼓励各级各类高校拓展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关系，教育资源要素流动性得到显著提升，且中外学生的培养规模得到持续扩大。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国际学界开始概念化，国际化作为一种不可逆的发展范式开始被广泛接受，中国高校介入国际化进程的意识也逐步加强，特别是国际化作为一流高校身份标识的共识逐步形成。

二是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制度化进程的提速。随着《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于2003年发布以及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于2006年开始联合实施“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尤其是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政策叠加效应下，强有力的平台支撑为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制度化进程注入了新动能，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实践样态得到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水平得到实质性提升。特别是随着新的办学理念、教育方法论体系的持续引进，以及“请进来”与“走出去”格局的持续完善，国际化进程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得到更加广泛的认识。中国高校开始主动介入国际化发展进程，初步完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三是中国高校开始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场域的主要力量，参与高等教育全球治理的能力得到实质性提升。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创设的外部发展空间中，伴随“双一流”建设厘定的战略目标的牵引，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高校的合作内容更加深入与全面，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不断提升，教学科研人员、科研技术、科研经费等要素资本的跨国（境）流动性进一步增强，中国高校迈向世界高等教育场域中心也进一步提速。通过设置合作议程、推动合作范式创新等途径，中国高校已逐渐从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议程设置的观察者、参与者成长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高等教育合作议程、大科学议题的发起者，成为形塑全球高等教育场域的重要力量分支。

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构建高等教育强国的内在机理

一方面，自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持续提升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从“初期探索”到“快速发展”再到“全面加速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念资源和人力资源。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的持续拓展又构成了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依赖于充分的学术声望，资本才能与高等教育的国际同行平等对话。从这个意义上看，二者既互为前提，又互为结果。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特征与实然状态。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达高等教育系统所呈现出的全球竞争力与影响力，通常需要依托于其所拥有的世界一流高校群作为传播载体。而处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状态则是确保世界一流高校具有全球传播功能的核心依据与前提。事实上，放眼全球，世界一流高校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全球学术声望，之所以能够获得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广泛认同，除依赖于学术自由、拥有较高的自治权、通识与专业学习有效统筹等传统结构性要素外，核心原因还在于其具有典型的高水平开放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较高的国际学生学者构成比例、多元包容的科研工作氛围以及研究议题设置所体现的国际视野等。此外，从“推拉效应”的视角看，一个高等教育系统所具有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将促使其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标杆，会吸引其他高等教育系统借鉴其发展经验，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在输出经验的过程中，也将同时“被动地”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据刘海峰教授研究，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来自高丽、百济、高昌、吐蕃、日本诸国的各类高等学校学生达3000多人。唐代高等学校招收众多的留学生，并与外国进行频繁的文化教育交流，使唐代的文化教育具有一种开放性质。另一方面，当发达的高等教育系统形成品牌效应之后，会被各国政府在全球市场中当作一种商品换取利润。澳大利亚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高等教育改革，效仿英国“撒切尔式”的改革模式，面向所有国际学生收取全额学费，力求促进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转向以及改变国家及联邦政府对高校的资助方式，以解决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高校资助不够的问题。

持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经之道。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和系统观来看，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互动与组织系统，需要不断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其发展也离不开一定的要素结构。虽然高等教育由于不同的国家治理范式、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文化内核，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要素结构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同时也内嵌了独特的要素结构与资源类型。由于高等教育系统具有非线性的发展特点，因此，不同系统之间需要持续有效的互动交流才能获取对自身有益的要素条件，从而提升高等教育作为一类整体性的系统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系统的开放性构成了其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世界高等教育的功能范式大概发生了四次变革，从“行会制范式”到“精英教育范式”再到“科研为主范式”最后到“教育和科研交叠共生的范式”，每一次功能范式的变革均需要高校作为个体打破前一种范式的要素结构，加入新要素并对其进行重构。这就需要高校秉持积极开放、主动学习的态度，并以前一种范式为基础，持续创新高等教育的组织范式与发展理念。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为例，19世纪下半叶，美国联邦政府派出大批美国学生赴德国各大学学习深造，同时邀请各学科的德国学者执教于美国各大学，科教融合的理念对美国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便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其成立之初即作为最具有德国元素的大学而存在，这些元素也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制度根源。而现代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种类型化的高等教育系统，成为美国逐渐提升其高等教育全球声望水平的根本。

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高等教育强国职能实现的重要保障。构建发达高等教育系统的本质要义以及发达高等教育系统的职能维度，一方面在于提升国家政治稳定性、治理能力水平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并提供持续性的人力资源与知识驱动；另一方面则在于依托其复杂多元的国际学术资源及学术人脉网络、专业领域的影响力，助力解决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共同问题，进而促进世界人民福祉的提升。简言之，高等教育系统越是先进和发达，越应该体现其作为社会核心组织助力社会发展的关键职能，即对社会服务职能的充分履行。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科研高度组织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高等教育更应超越本地视角，利用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契机进一步远离“象牙塔”，将服务社会的职能延伸至全球社会。通过持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进而介入全球治理，为实现这一超越提供了相应的要素和合法性支持。首先，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持续提升构成了高校参与全球治理实践能力的要素条件。其中，涉及国际学生及外籍学者的增长所带来的本文化对异文化调适能力及文化包容性的增强，以及由外国高端智力的自由流动所生成的处理重大科技议题的智力合力。其次，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持续提升构成了高校参与全球治理实践能力的合法性基础。虽然当今人类社会的演化主要受知识和技术创新活动驱动这一事实，为高等教育作为知识和技术创新高地进入社会治理场域提供了基本的合法性依据，但究其根本，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教育的高阶形式，作为人类社会关系互动有序化的基本保障，以高等教育领域的自由对话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互学互鉴是人类合作开展一切社会行动的先决条件。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通径指向

面对高等教育制度同构与高等教育功能及价值观异化的过程交织，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应表现出独有的气度与价值定位。坚持自信守本与借鉴创新之路，坚持统筹本地特色与开放多元的统一关系，创新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方法论体系，形塑新时期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将成为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升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目标与要求。

定理念之力：进一步树立“敢于扬弃”的勇气与“主动吸收”的姿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中国持续提升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落脚点仍将聚焦于如何选择性吸收“他者”的优秀经验，在遵循教育规律和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推动高等教育以及整个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发展。这种“高质量”的状态还应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性以及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对中国人民福祉提升的支撑度中。

这就要求中国高校要从认识上进一步超越对“高度开放型”高等教育系统的原有认识，不仅将工作重点集中在如何提升来华国际学生的数量、中外合作办学的数量等量化指标，还应适时检视自身是否真正具备了对外开放的思维，一种真正意义上与异文化组织进行有效沟通的自主性与主动性。从某种意义上看，“敢于扬弃”的勇气比“主动吸收”的姿态更加重要。因为只有基于前者，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形成及体现“自信与包容”的对外开放的价值观站位。从高校层面来看，即便当前面对诸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中国高校仍应进一步树立持续提升国际化成效对促进学校全面发展的信心，尤其是深入思考如何依托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支撑高校发挥作为人才培养和创新高地的角色作用，还应进一步认识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在完善学校战略发展布局以及服务区域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关键意义。很显然，只有将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意义和价值嵌入更多维的价值体系中，才能从实质上持续推动对外开放进程的深入以及质量的提升。

借趋势之力：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范式的空间转向。从“走出去”为主到“请进来”为主再到双向平衡式发展，随着中国作为高等教育强国的形象逐渐具象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正加速从“向外”朝“向内”转向。这一方面得益于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得益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爆发式发展推动教育数字化发展进程的加速，将原本在另外一种文化及时空环境中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迁移至本地环境，即为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技术支撑。

“在地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方法范式的创新，归根结底，还在于如何助力国际化进程更加有效地服务于人才培养的提质增效。首先，面对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中国高校应进一步利用教育数字化进程所创造的技术空间，将更多优秀的外国教育教学课程资源、联合科研实践活动等，置于本地教育教学的环境中开展。在降低开展国际化实践活动成本的同时，将国际化发展的红利普惠于更多的学生与教学科研人员。此外，中国高校还应加快构建起国际化发展数据库，充分借助大数据的优势以及人工智能辅助决策技术，针对学术范式、学科发展水平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异质性特征，为教学科研单位定位国际化发展优势，制定分层分级的国际化水平提升计划。对于学生群体而言，还可为不同学术背景、家庭背景以及个人发展需求的学生群体，定制贴合度更高的个人国际教育发展计划，将国际化的要素更加合理地纳入学生的学业计划、职业发展规划等。

使优势之力：进一步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基础。过去10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双一流”建设进程均进一步走向纵深，为持续加快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创造了更加充分的政策话语环境以及更加丰富的实践空间与资源条件。如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中国-东盟高校医学联盟、“中阿高校10+10合作计划”等，为中国高校与沿线国家高校共建交流合作网络提供了平台及制度化发展的基础。中国高校应进一步利用好这一难得的发展窗口期，尤其应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出既能助力倡议实施又能充分转化倡议实施红利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新机制，形成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格局。

一是进一步完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现有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并以此为基础，立足于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发起一批能够提升沿线人民共同福祉的高等教育合作议题，如强化科研协作育人的议题，以此凸显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突出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应发挥的作用。二是进一步构建面向小语种人才的国家奖学金项目体系，从国家层面持续加强对小语种人才的培养，形成能够有效辅助倡议实施，既掌握跨文化交际规则，又对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较为了解的语言专业人才库，有计划地强化对倡议实施人才的储备。三是进一步强化高端智库型研究机构的建设，重点关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方式、经济社会与文化特征、教育系统特征等内容。要在持续完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建设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国际创新资源，从科学研究的议题入手，联合沿线国家和地区发起一批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国际科技组织，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从而从更大的维度加强对倡议实施的信息支持与智力支撑。

汇行动之力：进一步强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制度与实践的整体嵌入性。国际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水平与高等教育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离不开理念的支持与资源的堆叠。因此，作为一种概念话语，国际化在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高校之间，表现出政策分层化、实践形式多样化的特征。对于大部分中国高校来讲，国际化均具有一定程度的“边缘性”特征，即国际化实践与学校整体工作的开展，包括学科建设、有组织科研的推进等，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脱嵌”状态。学校的外事管理单位既是国际化工作的政策制定者，又是具体工作的实施者与评价者，并没有扮演好其作为国际化要素“搬运工”的角色，将国际化要素嵌入学校人才培养、科研以及学科发展等主体工作。

为进一步破除这一认识阻隔与实践困境，高校应首先在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将国际化要素嵌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类高等教育的“块状”功能结构中，从而将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要求“内隐化”。其次，高校应充分统合学校的重点学科发展需求以及阶段性的重点工作，对接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推行的新的政策导向，有针对性地予以专项资源保障。事实上，借助一定时期内政策话语所形成的压力场域，能够有效地将“校-院”两级的行政管理及服务功能联动起来，由此形成的合力将为提升国际化发展效能提供相对有力的支持。如当前在“有组织科研”的政策话语环境下，国际化发展的资源及其配套政策就应该适度朝进一步推动教学科研人员以及科研团队完善科研合作网络、实施联合科研项目以及共建平台倾斜。

正如前文提到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与高等教育强国的构建，呈现出“双螺旋上升”的构型。二者既互为前提，又互为结果。中国正从全球高等教育的“模仿者”和“追赶者”发展为全球高等教育的“引领者”与“示范者”。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人类对知识边界的探索欲、对文化包容性的想象欲以及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欲。这既构成了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最古老社会组织存续的根本，也揭示了人类在持续合作与竞争中共存的社会现实。很显然，物质利益的冲突对峙始终无法抵消人类文化互通交流的惯习与动机。因此，中国高校应持续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化、系统化进程，持续加强有助于国际交流与合作效能提升的政策支撑、人才支撑与平台支撑，坚定不移地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作者 郑淳系西南交通大学文科学部助理研究员。本文系2024年度西南交通大学软科学项目“有组织科研视角下行业特色高校优化人文社科科研组织模式的策略与路径研究”成果）

来源：《神州学人》（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