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的居室不断演变，并产生了很多独具特色的建筑类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断融入中国建筑中，居室对中国人的意义也超出了物质层面的容身之处，还成为中国人精神层面对“家”的寄托。
中国早期民居的演变
在修造建筑的早期，先民经历了一个巢居的时代。《庄子·盗跖》说：“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按此说，巢居者是“有巢氏之民”，是群体，而非某一个人。而《韩非子·五蠧》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在韩非那里，构木为巢的人已然变成了被称为“有巢氏”的“圣人”。这种“圣人”说，逐渐被延续下来。《太平御览》引三国时期《项峻始学篇》的记载称，“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只是将“圣人”的名号由“有巢氏”变成了“大巢氏”。而在西晋，张华在其《博物志·杂说》中称“昔有巢氏有臣而贵，任之专国主断，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氏以亡”。显然，张华已将“有巢氏”当作一个氏族邦国。
究竟谁是最早的建巢者，因历时久远，而无从考证。只有先民曾经历过巢居的历史阶段这一事实，是能够肯定的，但其人为谁，说法很多，目前尚未形成共识。至于何处是巢居的创生地，说法也就更不一致了。《艺文类聚》引西汉扬雄《荆州箴》记载称，“南巢茫茫，多楚与荆”。在此处，“南巢”被认为是在“荆楚之地”。早在夏朝末年，荆山一带就有“南巢氏”部落，曾与夏联盟。亡国的夏桀还曾到此地避祸。清人张澍在《蜀典》中则说，此“巢”乃“弥牟镇”，在今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附近。还有说法认为，有巢氏生于九嶷山以南的苍梧。《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的说法。这一说法无形中把人受鸟筑巢启发而发明“巢居”的事，与舜联系在一起。上述说法虽然对巢居创生的具体地点看法不一，但这些地点都在南方。而南方至今普遍存在的干栏式民居、吊脚楼，甚至树上居（尽管现已成了旅游风情）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巢居的遗存。“干栏”又称高栏、阁栏、麻栏，多用木、竹等作桩柱，以木板或竹篾笆为楼板及上层墙壁，下无遮拦，用砖、石、泥等砌墙。屋顶多以树皮、茅草、石板或陶瓦覆盖，上脊长，下檐短，为陡峭的人字形。干栏式民居通常分两层，上住人，下养牲畜，以及堆放农具等杂物。
干栏式建筑也有很长的历史。在南方的河姆渡、马家浜以及良渚等诸多新石器文化的遗址中，发现的地下木桩、底架上的横梁、木板，等等，都表明新石器时代已有干栏式建筑。在这些发现中，最典型的是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村发现的，距今约7000年的干栏式民居遗址。这个遗址中出土了带有榫卯的木构件。这表明，远古河姆渡人自打走出洞穴，可能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先在树上筑巢；然后，不再受树的制约，通过砍伐或火烧的方式对地面进行清场，立桩建房，实现按需要择地而居；之后，用藤条、竹篾等进行捆绑的方式，连接木桩与横木，以及横木上架设的木板、竹篾笆（这类案例在云南的一些干栏式民居中仍可看到），上楼的木梯由独木制成，或用木竹捆扎；最后，是使用榫卯连接建筑部件。河姆渡人的榫卯类型丰富，有柱榫、梁榫、带梢钉孔榫等及其相应的卯，这些榫卯，尤其是带梢钉孔榫的应用大大强化了梁与柱的连接，致使凌空的干栏式建筑稳立于山地，而且它的寿命远长于捆绑结构。河姆渡遗址干栏式建筑的朝向也很有特色。与大多数北方建筑的坐北朝南朝向不同，这些建筑是坐东北朝西南的，呈西北—东南走向。其开门，与现在西双版纳傣族的干栏式建筑一样，都开在山墙面。这样的好处是，出入、通风、采光、排烟尘等都很方便。门向南偏东10度左右，这顺应了江浙冬日照长，夏日照短的自然特征，达到了夏避炎热、冬增日暖的效果。考古发现干栏式民居遗址的分布相当广泛，从苏浙到岭南，再到楚地、蜀地等，遍及南方。此外，考古还发现了不少干栏式民居的建筑模型：江西清江营盘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了陶制的干栏式建筑模型。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中发现4件汉代青铜干栏式建筑模型。这些汉代模型的细节都相当完好。模型有长脊、短檐、反宇式的大而陡的屋顶，在南方多暴雨的环境中，这种屋顶非常利于排水；有二层的主屋，也是接受祭拜的首领所居之处，周围有铜鼓等祭器，以及拜祭人众；有供上下之用的两架楼梯，楼梯阶数足有十几级之多，说明模型所反映的干栏式建筑实体应离地面很高。下层的空间高，就方便饲养牲口。这种上层人居、下层牲畜的构造，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这与现在云南诸民族仍然居住的干栏式建筑差别并不大。两者之间虽相隔千余年岁月，但传承脉络依然清晰。
这种干栏式建筑在民居的发展中又逐渐演变出了吊脚楼。这种吊脚楼在滇、黔、桂、粤、湘西、鄂西北等地的苗族、土家族、壮族、布依族、侗族等山地民族中，相当常见。
巢居和逐渐发展而来的干栏式建筑，为后来的木楼，乃至木结构宫殿，奠定了最初的根基。而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技术层面的演变，更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哲学思考的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体现
随着时代发展，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结构和设计逐渐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思想紧密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和文化元素，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体现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追求。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贯穿在中国建筑发展的始终。这种思想强调人类的行为应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从巢居到干栏式建筑的演变，可以看出先民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利用。干栏式建筑的朝向、结构和材料选择，无一不是基于对气候、地理、植被等因素的深入理解。同时，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将先民的日常生活与自然生态紧密联系，先民不仅通过农耕获得物资供给，还通过竹木、茅草等本地的建材来满足居住需求，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理性利用与节约。通过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古人向我们展示了独特的建筑智慧，并且这种最早的巢居和干栏式民居与家族和部落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巢居和干栏式建筑的建造需要依靠族群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来完成，而族群、部落也通过这些建筑提供的共同生活空间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这反映出当时社会结构中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展现了社会组织的紧密性和依赖性。
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理念，还体现在不同地区的民居在风格、材料和结构等方面的不同。这种不同也反映着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和生产方式。比如北方的四合院，具有较强的防寒功能和空间布局严密的特征；南方的江南水乡则以吊脚楼、园林式住宅为主，体现了水文化的影响和当地人对水乡环境的适应。中国传统建筑不仅形成了诸多不同风格的建筑形式，还形成了不同等级的建筑类型。宫殿和寺庙往往气势恢宏、雕梁画栋，显示统治阶层的权威和神圣性，而民间建筑则更注重实用和舒适。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也体现在堪舆学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堪舆学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建筑的朝向、形态和位置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住宅和园林设计中往往讲究“山环水绕”，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共处。门窗的开设、庭院的布置、建筑的朝向等都有相应的讲究，无论如何处置，本质上都是古人在顺应自然法则，追求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同样也为儒家思想所吸收，进而从另一个层面影响着中国传统建筑。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贯穿在建筑设计中，在宫殿、官府和住宅的设计和布局方面，影响尤为明显。最典型的建筑莫如故宫，紫禁城的中轴线不仅反映了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体现了天、地与人的秩序关系，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
古人之所以会在建筑上倾注如此多的心血，是因为从古时开始，人类就意识到居所对于群体的稳定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柳宗元在《梓人传》中写道，“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认为安居是乐业之首要，其后方可安天下。这一道理，是先民从远古时就开始领悟的。无家，便无以成国。最早的居所聚合了群落，继而以群落组成氏族、部落，再结成邦、组成国。所以，居所是核心，是群的物质载体。
从干栏式建筑到吊脚楼，再到木结构宫殿，建筑形式的演变反映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历程。人类在建筑领域不断积累经验，因地制宜作出创新和改进，让这些古代建筑的遗迹，不仅成为物质上的遗产，更成为历史文明的见证和人类智慧的结晶。人类在远古时代就开始形成群体，建立居所、实现聚居是为了共同面对外部威胁，更好地保护自己。从小范围的氏族、部落逐渐发展到更大规模的国家，居所为这种社会组织提供了基础。在特定的地域一同生活的人们，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习俗等，这些文化通过代代传承，一直在加强群体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家”的重要性和精神寄托。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和国家理念都在这些建筑中有所体现。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单笑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