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重点突出、亮点频现。所谓“重点”，主要看有没有积极回应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比如高校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方面，是否付出更大的努力、做了更多的探索。所谓“亮点”，就是过去一年有哪些有效举措和策略，这些成就，既让我们惊喜，也让外国同行惊叹。惊叹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创新令人佩服，资源整合令人佩服，教育优先发展令人佩服。“鲁班工坊”在30个国家顺利落地，并获得世界职业教育大奖，这就是一个闪光点。在梳理2024年大事记时，也要考虑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背景和形势、危机和挑战。
表：2024年我国部分学者在国际学会中的任职情况
重点突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2024年，是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关键一年，是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转折之年。如果就教育开放的深化发展及开放程度来看，也可以说是特殊的一年。“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的提出，意味着教育对外开放新纪元的到来。
定海神针。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教育大会上，党中央对教育对外开放的方针明确定调。教育对外开放要高水平地做，要深入做，要制度型开放。教育对外开放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无疑是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定海神针。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教育国际化浪潮虽遭遇逆流冲击，但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步伐坚定不移，绝不会因少数国家的无端干扰与蓄意阻挠而退缩半步。高等院校对外开放的基调已然确定，势必释放出巨大能量，其前景一片光明，未来可期。
青年交流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2024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2024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致贺信，勉励两国青年深入交流、增进友谊、相知相亲、携手同行，把中美友好传承下去，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青年交流的意义毋庸置疑，青年之间的交往互动增多，能为全球带来更多的稳定与和平。众多高校积极投身于青年交流事业，中美“5年5万”计划、中欧、中非、中拉交流项目等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青年交流也在蓬勃发展、日益壮大。2024年，青年逐渐走向中外学术交流的前台，这一趋势正深刻改变并塑造着国际交流新格局。
职业教育扬帆远航。2024年11月下旬，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在天津成功举行。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大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邀请世界各国朋友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倡议，共建共享“会、盟、奖、赛、展、刊”六大职业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为世界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注入新动能、作出新贡献。本次会议吸引了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影响力巨大。“鲁班工坊”等形式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已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迅速推广。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催生了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两驾马车实质性并驾齐驱的新局面。
亮点频现，教育开放成效显著
2024年，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亮点频出，“请进来”有效，“走出去”自信，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具体表现在人才引进、“出海”办学、联合科研攻关、来华留学等方面。
我国高校引进海外人才成绩显著。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教育与人才、科技的关系更加密切。高校在国际人才的引进上不断加快步伐，持续优化所给予的科研条件及生活待遇。2024年，众多中国籍和华裔科学家纷纷踏上归国之路，他们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和学术发展的潜力。尽管美国针对中国学者的刁难行径略有缓和，但其整体态势并未改变。因此，接受国内高校邀请的旅美学者数量呈上升趋势。这不仅归因于美国政府当下的政策，更关键的是我国高校在多个学科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研究实力已接近甚至达到世界前沿水平，如生物化学、结构生物学、材料科学、海洋数据和超流体物理等。对于回国的中国学者以及前来中国高校任职的外国籍学者而言，他们作出选择时所考量的核心因素已不再局限于待遇方面，而是科学研究本身。
来华留学持续发展，生源质量有所提高。2024年，来华留学再度升温，来华留学生数量出现增长趋势，生源质量有所提高。当前共有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来华求学，“留学中国”的影响力和品牌度持续提升，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国际人才和知华友华国际人士。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留学生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像马来西亚等国家在吸引留学生方面也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因此，我国若要保持来华留学生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各方协作，积极谋划并推出更多具有创新性、针对性和吸引力的举措。
我国高校“出海”势头强劲。随着我国企业“出海”范围扩大，我国高校海外办学开始提速，以一流大学为龙头的“出海”局面，逐渐被高等职业院校所赶上，形成了普通高等院校与高等职业学校并驾齐驱的局面。2024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办学，北京语言大学在哈萨克斯坦建设分校。至此，海外办学的高校增加到22所。
此外，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职教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鲁班工坊”自诞生以来就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有力推动了高职院校的教育国际化进程，为其注入了强劲动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建设需求继续增长，应用型人才市场需求量大，为高职院校“出海”提供了良好机会。“鲁班工坊”的务实性和易操作性助推了职业教育培训的快速发展。据了解，“鲁班工坊”从天津出发，已和30个国家达成协议，成绩卓著。与此同时，“墨子工坊”等项目也在快速发展，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办学的格局已全面铺开。“多元聚力”“按需打造”“校企融合”“校企同行”，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我国学者学术产出与国际任职双提升。在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进程中，科学家群体的壮大以及科学生产力的显著提升是关键标志。高校学者在学术产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截至2024年，我国科学家群体总量已接近美国，遥遥领先于英国和日本。根据爱思维尔出版集团发布的科学家榜单，我国世界排名前2%的学者数量始终保持上升趋势。2024年，中国大陆有1万余名科学家入选，占比达4.92%。与此同时，在科学论文产出方面，中国继续稳居世界第一，持续保持领先地位。
在全球学术舞台上，我国学者能否在世界主要学术组织中任职以及担任职务的层级，已成为衡量其个人学术造诣以及我国学术领域全球影响力的关键标尺。任职数量的增多与职务重要性的提升，意味着更加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力辐射。以南开大学龚克教授成功当选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主席为例，这一卓越成就不仅是龚克教授个人学术生涯的高光时刻，更是我国教育影响力在国际上的有力彰显。WFEO 作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成立的工程组织联合体，于国际工程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龚克担任主席一职是对中国学者学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高度认可。
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我国有数十位学者担任国际学术机构的理事、理事长和主席；获得外籍院士称号的中国科学家有所增长；当选为各种学会会士（Fellowship）的中国学者逐年增加，在人工智能领域，南京大学周志华教授获得五大学会的会士荣誉，成就了这一领域的大满贯。虽然这些学术任职与行政级别无直接关联，但与学术成就及影响力密切相关。这里列举几例，从中能够清晰直观地洞察到我国学者的国际地位在近年的大幅跃升（见表）。
顶尖科学刊物上发表成绩亮丽。在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科学》和《细胞》这三家极具权威性的刊物，被公认为顶尖刊物的代表，简称 “NSC”。依据《2024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的精准数据，仅从三大刊（NSC）的论文发表数量来审视，我国已从3年前的世界第四攀升至世界第二位，彰显了我国科研实力的显著提升。在高水平期刊中，我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一；热点论文数量同样位居世界第一，表明我国科研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正与日俱增。在高被引论文方面，我国紧随美国之后，仅相差3个百分点，占比达36%。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美国的高被引论文合在一起，占据了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三。科学论文的发表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我国在此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堪称爆发式增长，其势头锐不可当。
开放之路，机遇与挑战共存
2024年，我国教育对外开放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形势。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奉行逆国际化之举，违背科学无疆界的基本原则，频繁给我国学者和高校设置障碍，致使中西方学术交流遭遇极大困难和不确定性。可以预见，未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依然不容乐观。然而，交流本应是双向互利的，从长远来看，西方国家的这一做法是损人不利己的，既破坏了与中国的学术合作关系，对其自身发展不利，同时也加速了中国学者的回流，各项数据已表明了这一趋势。
其次，我国部分高校应完善体制机制改革，充分认识到教育开放的关键作用，加快发展步伐，契合国家发展对高等院校的需求。此外，我国部分高校在管理手段上积极引入大数据技术，优化管理技术与方法。
再次，部分高校管理部门在工作方式上可能较为传统，对于企业“出海”这一重要趋势的敏感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事实上，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进程中，教育项目的协同以及科研力量的支撑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在相关项目实施方面的经验具有一定借鉴价值。若高校管理部门能够提升国际视野，敏锐捕捉企业“出海”所蕴含的机遇与需求，必然能够为企业“出海”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教育支持。相关部门更应积极拓展思路，将目光投向“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的前沿阵地，围绕“出海”企业的实际状况与发展需求精心设计项目，使我们的研究工作紧密契合企业“出海”以及高校自身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从而更好地推动各方在国际舞台上携手同行。
展望未来，教育开放破浪前行
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契合着国内与国际的双重需求，已从过去侧重“引进来”，迈向如今“引进来”与“走出去”双轨并行的新阶段。在中央政策的有力支撑和高等学校的积极作为下，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将有更大的发展。
其一，制度性开放政策的红利将逐步释放。可以预见，教育对外开放将在更高层次上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范围将更广，合作的力度将更大，效果将更加明显。
其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将随着企业“出海”而大有发展。过往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着眼于自身发展，而未来将更多地服务于政治和经济发展大局，为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提供助力。
其三，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将进一步拓宽，研究兴趣不再局限于国内问题，而是兼顾国内外，形成关注全球的格局。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要求我国高校必须提供高质量的全球问题研究，有了研究的基础，参与治理的科学性才能大大增强。
其四，中外合作办学将出现新的形式，除国内已有的合作办学和独资办学形式外，我国高校还将在海外拓展合作办学与独资办学项目，我国高等教育也有望成为亚洲典范乃至全球教育领域的新兴力量，彰显独特影响力。
其五，来华留学生生源质量将进一步提升，社会提供的民间奖学金将会增多，“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留学门槛将逐步增高。来华留学生教育将持续数量与质量并重，提升留学教育的整体品质。
其六，我国高校学者应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可将部分优秀学者推荐至国际组织任职，从而提升中国在联合国及各类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其七，中国高校的国际影响力将持续提升，具体体现在国际大学排行榜、科学论文两大指标的变化，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形成方面，中国式发展路径和理念有可能为更多国家所关注和借鉴。
其八，教育主管部门可设立专门机构，统筹与企业“出海”、教育“出海”相关的事务工作，全方位提升我国教育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和吸引力，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和全球教育事业的进步贡献力量。（作者 洪成文系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蕾钰、童婷和王永生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神州学人》（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