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苏·艾哈迈德（Manzoor Ahmed），孟加拉国布拉克（BRAC）大学名誉教授、孟加拉国布拉克大学教育发展研究所（BRACU-IED）高级顾问，曾任BRACU-IED创始主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高级教育顾问及中国、埃塞俄比亚和日本的国家主任，长期深耕教育发展、教育规划和非正规教育等领域并出版多本著作。
目前，艾哈迈德教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简称“农教中心”）的理事会成员之一，曾作为主笔专家撰写了农教中心一项研究著作《教育与培训促进农村转型——技能、就业、食品与绿色未来以抗击贫困》。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至今，在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惠及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国在农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领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大激发了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得益于中国政府持续推进“两基攻坚”（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40多年间，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引发了农村地区应对转型和变革的新问题，并不断通过实践总结新的举措和经验教训。
鉴于中国在经济和教育发展中取得的进展与成就，以及为表达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承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于1994年共同建立了农教中心。建立的初衷是希望农教中心能够成为从事农村教育和发展工作的研究人员、培训人员、从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联结”平台，通过借鉴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农村转型和变革的知识与经验，将其运用于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特别是消除农村人口及其地区的贫困和不平等。因此，农教中心初期的工作重点是，确定农村教育与培训的范围和性质，对农村进步与发展达成共识，并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
简单来说，农村教育包括农村儿童的小学和中学基础教育、以农业为中心的农村青年和成人的职业技能培养，以及实现个人和社区目标的终身学习机会。由于农村发展与农村教育和培训的概念及类别更加复杂和多面、当前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的现象，以及农村、半城市和城市居住区范围等处于动态变化状态等因素，要求农村发展以及服务于农村发展的教育和能力建设须进行更加系统而细致的改革。
业界讨论了是否应使用“过渡”或“转型”而不是“发展”一词，以便更好地把握变化的细微差别和动态。由于认识到厘清这些概念及其实际影响的重要性，农教中心于2001年受任开展关于新千年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并于同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国际专家会议。会议提议制定加强教育在农村变革中作用的政策框架，《教育促进农村转型——迈向政策框架》报告应运而生。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及报告的起草工作。
2022年，农教中心在中国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与鼓励下，对教育与减贫的联系以及突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阻碍进行了新一轮探索，选取了中国38个具有代表性的农村地区与脱贫攻坚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活动案例进行研究并形成报告。这份报告载于中英文出版物《面向2030：中国教育扶贫实践》中，其中强调，为确保包容、公平和有质量的全民教育，政府的强烈政治意愿和持续的政策承诺是一个关键因素；减贫是各级政府政策的重中之重，包括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国家承诺。
中国于2013年发起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个惠及全人类的国际发展合作计划。该倡议重视基础设施，在10年内向150多个国家的项目投资总额达1万亿美元。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将在第二个十年迎来新的机遇，共建国家将受益于其对教育和人类发展的重视和建设投资。
农教中心借鉴了中国消除贫困、不平等和排外现象的独特历史和经验并从中得到启发，同时在工作中借鉴与使用“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和资源。不忘初心使命，农教中心及其合作伙伴可以在未来“一带一路”的教育和能力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庆祝中心成立30周年之际，农教中心有责任也有机会批判性地评估战略方向并改良战略，以应对时代的变化和新出现的挑战。（翻译|梁紫嫣 刘芮希）
维纳亚古姆·奇纳帕（Vinayagum Chinapah），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名誉教授，曾于2009年至2017年担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教育研究所主任和学术主席，于2023年获得明远教育奖，以表彰其对中国教育研究作出的杰出海外贡献。
奇纳帕教授为多个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粮农组织）、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双边机构（如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芬兰国际交流中心、挪威发展署、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英联邦秘书处）以及145个国家政府和机构提供研究、培训、能力建设和高级教育政策咨询服务。
自1994年农教中心于河北省保定市成立之时，奇纳帕教授便参与了农教中心的多项工作。近期，他参与评审了农教中心中长期战略行动框架（2024-2029），并为“数字时代的学习型乡村（Learning Villages in the Digital Era）”项目提供咨询。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成立教育质量司时，我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评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各机构的工作情况，这是我与农教中心合作的开始。
我与农教中心的专业合作最初聚焦于帮助其响应1990年世界全民教育大会的使命，解决诸如女童教育、基础教育和农村人口教育等问题。当时，我被要求与还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农教中心合作准备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经过了多次协商，也标志着一个持续了30多年的过程的开始。
农教中心的使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唯一关注占世界人口很大部分的农村人口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机构。这不仅鼓励了我个人的参与，也促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农教中心更广泛合作。
2008年底，我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退休后，接受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教育研究所的全职教授、讲座主持人及主任一职。2010年，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教育研究所与农教中心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了首届教育促进农村转型国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约50名国际和瑞典学者的集体智慧成为教育促进农村转型行动的世界性里程碑。所有人都团结一致地强调教育对农村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性。这次会议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农教中心的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至今仍是我与农教中心合作中最独特的记忆之一。
一直以来，我们的关注点始终是农村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南方”。我们工作的一大部分是为农村人口发声，这在我转向学术界时变得尤为重要。许多学者并不熟悉农教中心的工作，因此，2014年，我们在加德满都大学创办了一本专注于教育促进农村转型的科学期刊。这本期刊被世界各地的学者广泛阅读，并经常引用农教中心的工作成果。我邀请了许多农教中心的成员参与投稿，该期刊成为向更广泛的学术界分享农教中心成果的重要平台。
令人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2014年第四届教育促进农村转型国际研讨会期间访问尼泊尔山区。我们走访了农村地区和社区学习中心，目睹了当地社区如何在村庄层面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见识了农村村民如何利用当地力量主动改善自己的未来。我们深受鼓舞。
我将自己与农教中心的旅程描述为丰富、启蒙和赋能。这三个词不仅反映了我的个人经历，也反映了与农教中心同事们的集体努力，以及农村转型、发展和创新的更广泛的教育使命。
最后，我相信农教中心将继续有效地履行其独特使命，为全球农村服务。（翻译|刘芮希）
格雷格·肖（Greg Shaw），澳大利亚查尔斯·达尔文大学（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CDU）名誉教授，曾任查尔斯·达尔文大学教育部主管和教育学院的创始院长、巴切洛学院（Batchelor Institute）副主任，专业领域涵盖数字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农业教育、技术与科学教育、专业发展、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在线学习、农村教育以及土著和跨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
肖教授与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学术机构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有广泛合作。他曾参与过2次农教中心的评估，并曾任农教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为农教中心的政策和运作提供建议、指导和支持。
孩提时代起，中国就深深地吸引着我。
在过去的25年中，我曾多次访问中国。2001年，我认识了农教中心时任副主任王力，他当时正在我所在的澳大利亚查尔斯·达尔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们经常聊起中国。我非常感谢王力邀请我参加2001年9月在河北省保定市由农教中心举办的“面向21世纪：农村发展技术培训国际研讨会”。虽然我不记得研讨会的很多细节，但与优秀人士的相遇和眼界大开的经历都历历在目。当时，我参观了农教中心，看到了其所做的工作。
我还曾亲身参与农教中心实施的项目，同项目中的工作人员和当地人交流互动、建立联系，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到2000年，农教中心已组织了约30次农村教育讲习班、研讨会和培训课程，接收了来自太平洋地区、非洲和欧洲共400多名学员。
通过在农教中心工作的机会和经历，我目睹了教育是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使他们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转型、提高生活和社区能力。我参加的会议和活动都以农村发展为重点，很高兴能够参与并见证中国的巨大发展，并与国际社会分享我的所见所闻，与该领域研究者和从业者共同学习优秀经验。中国过去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在扶贫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教育一直是解决农村地区群众，特别是边缘人群和少数民族困境的核心推动力。在中国，全民教育正在稳步推进，而农教中心是促使该愿景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育不仅仅是脱离生活的知识和技能，更是生活和人性的核心。有时，我们只注重传授知识，而缺少了对人的思维训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培养。
农教中心参与农村教育发展的30年，值得纪念和庆祝，也是时候为未来工作打下扎实基础了。今天，世界和人们的教育需求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农村和偏远社区以及其他边缘地区的需求仍需重视。我坚信，农教中心能够胜任即将到来的任务，也希望能继续有机会协助这项支持中国和国际农村教育的工作。（翻译|梁紫嫣 刘芮希）
本专题图片均由农教中心提供
来源：《神州学人》（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