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童教育：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天然尺度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简称“农教中心”）成立。在当时，贫困地区的女童教育是中国普及教育的难中之难：全国261万未入学学龄儿童中，女童有173.4万，占66.4%；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全国1.8亿文盲中，三分之二是妇女。

2024年，农教中心成立30周年。这既是中国教育改革取得显著成果的30年，也是中国女性受教育和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30年，还是中国参与全球教育合作不断深入、实现角色转变的30年。

30年间，“两基”攻坚战获得全面胜利，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100%，入学机会实现性别均等，发展的重心从普及走向公平和优质。作为世界人口大国，这一成就为实现全民教育目标、落实《北京宣言》的倡议贡献巨大，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指出：“中国的普及教育问题，大半是女童教育问题。”在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不均衡的国家推动如此成功的社会进步，离不开国家政策和民间行动的高度契合。无数教育工作者为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倾注了毕生的汗水和心血，也积攒了宝贵的经验，为中国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议题中发挥引领作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领导下，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的“春蕾计划”便是众多本土女童和妇女教育项目中的一员。该项目自1989年发起并实施以来，围绕女童教育、安全、健康等方面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关爱帮扶活动，支持13万人次女童求学圆梦、成长成才，也孕育和传递了“自强不息、向上向善、追求美好”的春蕾精神。

为促进“春蕾计划”发展、科学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2022年，农教中心接受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委托，对该项目33年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评估，充分发挥农教中心立足中国、放眼国际的优势，使用国际评估框架和全球发展视角对“春蕾计划”进行全面解读。因此，农教中心召集了一批既有中国本土实践经验，又具备国际视野的老、中、青三代女童和妇女教育专家。他们的工作记忆，不仅记录了中国女童和妇女教育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的发展历程，更展示出中国女童教育如何实现从本土实践创新到国际议题引领、从国际援助的接受者到支持者、从经验分享到互学互鉴的转变。

肩负历史责任，以革新精神和务实行动发展女童教育

周卫和张铁道是评估团队中的两位元老。周卫曾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宁夏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张铁道在同时期担任甘肃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两位专家曾在上世纪90年代共同主持国家“八五”重点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农村女童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亚太地区改善女童及处境不利儿童初等教育实验项目”。当时，联合承担项目的还有青海省和贵州省。甘、青、宁、黔4地都曾是贫困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省份，也是解决女童教育问题的关键突破口。

1972年，周卫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十字公社戴帽子初中的数学老师。上课第一天点名时他便发现，全班44名学生中只有5名是女学生，其中4名是汉族。被问及为什么女孩子这么少，学生们回答：“爸妈说，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念（书）也是白念，还不如在家带弟妹。”

周卫曾4次带领调查组到回族聚居的宁夏南部贫困山区，探究女童上学难的原因。一次调查组发现，回族女教师奇缺是影响当地女童入学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找到对策，周卫从国内外女童教育的研究成果入手，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找到亚太六国的6份关于女童教育的国家报告，并组织力量翻译。通过深入比较研究他发现，民族贫困地区的女童教育不仅是中国普及教育的难中之难，也是世界所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共同面临的教育难题。

凭借多年深耕教育教学一线的经验，周卫强烈意识到，女童教育是一个关系到人口素质、妇女解放、民族平等、社会进步的重大议题。但由于农村“重男轻女”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以及交通不便、民族众多、经费不足等多重客观因素，民族贫困地区女童教育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也正是因为这项工作跨度大、难度高、牵涉面广，才更加坚定了教育科研工作者们协作攻关的决心。

1991年，甘、青、宁、黔4省区一同就国家女童教育课题协作研究进行磋商，联合承担国家“八五”重点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农村女童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同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亚太地区改善女童及处境不利儿童初等教育实验项目”也在甘肃省的15所小学展开。这样，女童教育项目成为一个国际合作与国内合作结合、本土实践与国际经验对接的革新实验项目。

1991年，张铁道曾受邀出席在泰国举办的“亚太地区改善女童及处境不利儿童初等教育实验项目规划会议”，与来自尼泊尔、孟加拉国、印度、泰国、巴基斯坦等国的参会代表共同探讨改善女童和处境不利儿童教育的试验方案。这次会议决定从开展儿童学前教育、开展女童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编写乡土教材、开展校长教师培训以及争取家长和社会的参与五个方面开展这一实验项目。基于这一共识，张铁道等人结合甘肃省的女童教育实际情况，开展了多项成果颇丰的实验活动。由省内20名富有经验的老教师和青年教学新秀组成的“甘肃省女童教育项目流动教师培训队”，在一个月内走过3000多公里，深入3个县的15所实验学校，举办20多场教师座谈会，培训教师2300名。为切合农村女童发展的实际需要，提高她们的生存能力，国家女童教育课题组编写了《非正规初等教育读本》，把识字、计算、生活常识等糅合到一起。这些实验学校的校训“心灵手巧，自立自强”，既体现西部地方、民族、女童的特色，又具有国际性，也体现出并重文化科学知识和实用技术、增强妇女社会地位的办学理念。

在国家政策和地方实践的共同作用下，经过3年努力，28所乡以下农村实验学校的女童入学率由21%提高到97%。周卫和张铁道等人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有效解决民族贫困地区女童就学难的办学之路，攻下了中国普及教育中的一大难关，也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和鲜活的案例。他们在各类国际交流活动中讲述中国发展女童教育的务实的发展理念和创新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经验的赞许和关注。

周卫和张铁道在西部四省区行动教育的实践探索，是中国女童和妇女教育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与时代同频共振，传递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的火炬

随着“春蕾计划”的推进与发展，凭借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多年的工作经验，李红艳在“春蕾计划”的评估中发挥了承前启后、承上接下的重要作用。

李红艳是农教中心性别项目的专家，也是“春蕾计划”评估专家组中的一员。她曾走访“春蕾计划”的发源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记录了全国第一个红瑶女童班的故事。将第一批春蕾女童、女教师、捐赠者们鲜活的生命故事用国际社会熟悉的讲述方式娓娓道来。李红艳用她对“春蕾计划”真切的感悟搭建起中外女童教育沟通之桥，让“春蕾计划”这一本土范例向世界展示出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的中国经验。

2023年，由农教中心发起、李红艳牵头撰写的《面向2030：中国女童和妇女教育进展报告》（简称“报告”）通过讲述全国25个机构的实践案例，探讨了中国自实现义务教育入学的性别均等以来，在学前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阶段通过教育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做法；梳理了中国在女童健康、青春期教育、女性就业、理工科专业发展、女性终身学习、性别主流化、女教师领导力建设等领域开展的项目活动，全面促进女童和女性的发展及社会性别平等。

报告还记录了全国各级各类机构促进女童教育发展的举措，以及相对应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具体指标。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起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到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在中山市开展的性别平等教育试点项目；从设立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到拥有84家成员单位的广东女性职业教育集团……这些案例充分展示了中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如何形成合力并在各个领域注重女童和妇女的教育和发展。这不仅满足了自身发展需要，也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

中国对女童和妇女教育发展议题的关注远不止于分享中国经验，更是肩负了国际责任，积极发挥大国担当，为全世界的女童和妇女争取教育权益，将发展经验转化成可落地、可推广的发展理念，促进全球各个地区的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

国际社会也对中国的贡献给予高度认可。2014年，彭丽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荣誉称号。2015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每年授予2名获奖者，给予奖金支持，用于帮助获奖者进一步在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开展工作。农教中心执行主任赵玉池博士曾担任女童奖协调员，并于2019年-2021年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负责该奖项的相关工作。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一领域设立的首个奖项，体现了中国同国际社会一道，促进全球教育公平、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努力和决心。

农教中心积极为中国参与全球女童教育发展作出贡献。2015年，由教育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海南航空公司联合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和农教中心承办的“国际女童与妇女教育研讨班”在北京举行。彭丽媛和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在北京会见了参加研讨班的来自亚洲和非洲14个国家的参会代表。2009年，农教中心以农村地区女性赋能为主题，组织了非洲女性教育工作者来华学习访问。2012年，农教中心举办了性别平等与教育领导力中非经验交流会。

在开展国际交流和培训的同时，农教中心也不断发挥智库优势，总结全球女童和妇女农村教育经验，提炼发展策略，努力推行适切全球发展需求的女童和妇女教育理念。自2012年起，农教中心连续推出系列报告和培训手册，主题涵盖中国农村妇女教育和发展经验、中国农村妇女可持续发展策略、农村妇女和女童参与社区发展、全球女童和妇女数字素养等。

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人类共同价值

2023年，“春蕾计划”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为第15个加入女童奖大家庭的机构。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女童和妇女教育发展经验和成就的又一次认可，寄托了世界对中国在女童和妇女教育发展领域继续发挥“领跑者”和“支持者”作用的期许。农教中心也将携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加强女童奖大家庭中各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支持这些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实践的典范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融创新，跨越文化和地理的边界，用对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共同的追求编织出一张温暖而坚韧的希望之网，托起每一位女性的成长和发展。

2023年，由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农教中心承办的“新时代女童和妇女教育变革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邀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往届获奖机构，分享其在女童数字教育领域的优秀实践。来自斯里兰卡的梅佳玛那就是这次研讨会上2021年女童奖获奖项目“技术领域的下一代女童”（NextGen Girls in Technology）的代表，也是一名数字技术领域的教师和青年创业者。谈到参与这次研讨会，梅佳玛那表示，这不仅是一个展示自身成功案例的机会，更是一个能够和全球有着共同理想和信念的人交流学习的机会，和他们的交流令她深受启发和鼓舞。

2024年5月，彭丽媛应邀参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梅佳玛那也受邀参加了相关活动，并与彭丽媛分享了女童奖对她工作的产生的变革性影响。获得女童奖一方面使她的项目突破性取得了当地政府与学校对于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地方政府和学校建立起更加紧密和牢固的合作关系，对项目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意义重大；另一方面，项目惠及的女童数量成倍增长，在短短4年时间里由原先的1500人增加到7000人。这种影响也是可持续的。梅佳玛那预计，在接下来的2年中，将有1万名女童从项目中获益。目前，该项目正在和当地教育部门合作，为11岁-14岁儿童提供编程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培训，并向理科教师提供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培训。

据梅佳玛那介绍，在斯里兰卡，只有8%的在校女学生会选择信息技术作为专业学科。在全球范围内，女童和妇女的数字技能也低于男性的平均水平。这一现象无疑和正在经历科技变革的当今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2024年，农教中心联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了全球女童和妇女数字素养研究，旨在识别全球女童和妇女数字技能水平的发展瓶颈，总结有效的干预措施，将地区经验转化成全球理念，支持新时代女童和妇女的发展。梅佳玛那也作为青年专家参与其中，分享了斯里兰卡的政策实践，贡献了宝贵的发展案例。

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上，彭丽媛在致辞中呼吁，要“全面推动女童和妇女数字教育，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共享优质线上教育资源，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女童和妇女的教育支持力度，提升她们运用新科技就业和创业的能力，帮助她们在数字时代拥有幸福生活”。为响应这一号召并结合当今女童和妇女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北京师范大学和农教中心在2024年也启动了“非洲女童数字素养提升项目”，通过支持教师专业发展、开展女童数字教育活动、加强中非教育交流等方式支持加纳和坦桑尼亚女童数字教育的发展。

傅立叶曾说，“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事实上，女童和妇女教育发展的程度也是衡量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天然尺度。

迈向2025年，我们将迎来全球女童和妇女发展大年：世界妇女大会举办3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成立10周年……但对于中国而言，这只是参与全球合作发展的起点。农教中心有幸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见证和参与了我国在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从本土实践到国际交流，再到引领国际教育治理和网络建设的进程。未来，农教中心将充分利用自身平台和网络优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持续为推动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发展贡献力量。（作者 牛馨翌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教育赋能女童和妇女项目协调员）

来源：《神州学人》（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