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跨文化传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我呈现、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新时代中外文明深度交流互鉴的有益实践。
近年来，在国际社会多重情境并置与重叠的复杂背景下，我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催生了世界各国对学习中文、认知中华文化的巨大需求，使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迎来新机遇。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这意味着推动构建中华文化跨社团、跨地域精准传播，成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议题。
以“一国一策”塑造中国形象
当前，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思维正逐渐从“走出去”转向“走进去”，更加聚焦具体国家和地区，关注传播工作在当地的嵌入和转化，以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精准度。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一方面会受到国家或区域的改革发展动向、教育政策与实践或内在质性因素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不同的情感需求和族裔归属等因素也会影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身处不同地理空间的海外民众在接受外来文化时的态度，例如，可能对中华文化产生顾虑、偏见，甚至是戒备心理等负面情况。可见，中华文化的原义内涵在信息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时刻面临被曲解的风险。因此，发展“中国故事国别化表达”的文化传播路径时，须以海外受众群体的文化特征为前提，强调中华文化的新时代特性，通过官方提供便捷、权威的解读以打破信息壁垒和信息“茧房”，以文明从平等性和多样性视角，缩小当地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距离感。
新世纪以来，我国教育部门日渐重视区域与国别研究，所遵循的“一国一策”方针直接关乎中国进一步丰富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对国别化、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文化传播贡献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策略。与此同时，为促进国际社会对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全方位、立体化认识，我国相关部门做了多种有益尝试：
一是在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中，相关研究机构的智库导向和舆情监测职能得到充分发挥。通过获取研究对象所在区域的在地动态和实时信息来建构适用于对象国语境的语言文本和媒介话语，并在国际文化合作、知识创新、学术管理、智库调研等重大课题领域给出引领性意见，规避潜在的国际传播舆情风险。
二是在国别化中文教学的实景文化项目建设中，国内外民间教育力量广泛参与。通过围绕对象群体的差异化诉求和文化背景跨度，针对性开展中文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教学项目，覆盖综合、文化、技能、考试等板块，打造内外联动、受众分层的传播新范式，提升国际传播的精准效能。
三是在海外校企培育一专多能型区域化高端人才的过程中，协助孵化“通晓汉语、精悉技术、亲华友华”的复合型高精尖专家，达成互惠性产教融合，开展诸如“中文+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和基地建设、海外试点“中文+X1/X2/X3/X4”及证书认证制度，为后续双边往来合作奠定人才根基。
文化的对外传播不是“大水漫灌”和“口说耳听”，若想推动中华文化长期扎根海外民间，需要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精准关注具体的国别背景和交流情境来宣介立体的中国形象及其文化内涵，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全新的文化视角。
以“数智科技”接入全球性文化景观
近年来，伴随技术不断革新拓展，我国高新技术发展快速融入国际交往通道，智能化产品愈加丰富。一方面，“数智时代”的到来推动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深刻变革。2023年，全国教育数字化现场推进会议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另一方面，随着元宇宙概念的爆火，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事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通过数智科技和平台资源的有机结合，乘着“硬科技”东风，能够有效辅助国家文化传播“软实力”的提升，推动提高海外民众对中华文化的参与感和情境体验感。
数智科技带来的数字交往进一步拓展了国际传播的话语实践空间，成为加深人文交流的重要阵地，承载起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重任。首先，部分国家、地区由于实体教育资源相对落后，使民众了解中华文化的过程日渐复杂且成本加大。因此，我国推动构建现代智慧网络体系，将技术创新与语言体验紧密联系，为海外人士铺设不受时空限制的场景支持，实现教学资源共享，保证每一位民众都可以平等、便捷地感知中国和中华文化。例如，2024年全球首家“中俄虚拟中文教研室”正式启动，为北极地区的本土中文教师和中文教育提供了即时可得的技术指导与常态化“云教研”方法。其次，智慧网络体系诠释着“线下交际互动在线上空间延续”的信使角色，通过呈现详细、生动的信息内容，使中华文化在全球交往中展现更大的共情价值。例如，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简称“语合中心”）搭建了集语言教育、文化学习、教师发展、考试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中文联盟”数字化平台，助力中外师生“云端”相约，同享纯正生动的中华文化。
可见，一方面，我国基于全球视野，将数智建设和科技研发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借助技术支持缓解乃至解决跨文化交往壁垒，促进中国了解世界，也帮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不断深化与地缘政治日渐复杂的背景下，我国始终坚持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愿意与邻国、友国同享科教成果，深刻体现出大国担当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
近年来，语合中心围绕中文及中华文化推出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实践活动与国际中文智慧教育品牌集群。例如，2019年，“全球中文学习平台”上线；2020年，“中文联盟”云服务平台上线，首家“网络中文课堂”项目正式运行；2021年起，语合中心的“语合智慧教室”“中文工坊”等项目陆续签约建设，在实现精准推送的同时极大改善了海外民众的文化感知效果。此外，我国针对海外民众的个体特征，同步建设了国际搜索引擎、门户网站、智慧培训服务平台、学科知识图谱资源库、联合实训室等数字化平台设施，并集成运用AI语伴、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翻译等数字化技术，通过多元化互动方式助力搭建中外交流之桥，精准呈现中华风土之美。
综上所述，在中华文化精准化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尽管数智科技能有效衔接虚拟与现实、融通线上与线下，但我国始终探求跨文化融通思维，将“人”与“科技”同置于具体的国别化情境之中，使其在相互协商和动态调试的实践过程中重新建构文化传播社交规范，适度传达技术视角下的人文关怀，而不是过多着眼于数智科技本身，一味强调媒介技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以“文化呈现”加持国际中文教材资源建设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法国国家博士热纳维耶芙·扎拉特（Geneviève Zarate）曾指出，“教材是名副其实的历史产物，见证着某一特定国家中特定的某一代人经历社会化时所处的环境以及世界各地区之间真实的关系状态”。教材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又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底蕴。因而，作为教学资源的国际中文教材，不仅是开展中文教学活动的根基，更属于国家事权。为适应当前“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国际教学理念以及全球中文学习者的多元化需求，我国联动多方合作打造了一批以文化内容呈现为重点的精品教材与系列文化丛书，并积极推动教材课程的数字化。
以当前海外自编的本土国际中文教材为例，其内容大体可划分成2类：通用汉语教学（语言知识和技能）与专门用途汉语教学（学术和职业目的）。前者围绕一般生活交际场景，后者强调学术和职业场景，二者都融入了参与者在互动性语言实践中获得的认知经验和情感特质。然而，其中绝大多数教材并不能根据学习目的将这两种内容进行相对清晰、明确的分类，甚至存在中国古今发展联系缺失、简繁汉字关系阐述不明、模块内容设置比例不当及语言点教学先难后易等问题，导致教材在教学应用中不能完全适配教学需求。
通过汲取国际经验，近年来，我国教材编写团队充分考量语言的学习顺序与语言学习标准规范顺序之间的统一，对标《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GF0025-2021），基于词频计量指标和目标语国家的文化语篇，创新性研发出一系列高质量国际中文教材组合产品，涵盖纸质/电子版教材、教辅资料、多语种版本在线配套题库、以中文学习为主题的趣味互动APP等多种形态的产品。相比于传统单一、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章-节-点”三级关系的结构设置，新型教材产品充分考量适用对象的区域国别、年龄范围和语言水平，在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同时兼顾语言的功能价值，具备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特征，显示出极强的创新性、亲民性和迭代性，能极大减少民众的认知与记忆负担，充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
2022年，《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的发布，为海外各国开展中华文化和国情教学制定了专门大纲，划分了三级“文化项目”，并依据教学对象的水平层次列出“推荐文化点”，涵盖“文化产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和文化观念”四个维度。近年来，我国陆续在国际中文教材中融进趣味性内容，围绕文化的“大话题、子话题、衍生话题”三方面，提升了选文体例的开放性与差异性，避免出现单一观点及主观陈述；增加了跨文化讨论与思考的练习题设计，深化读者对于课文主题的理解和跨文化体验；平衡了中国文化与在地文化的内容比例，使教材所选内容既能代表中国文化，又能贴近外国中文学习者的心理需求。
从静态线性到多元互动非线性教材编写，从“不分你我”的通用型教材到“因国情施教”的当地化教材，国际中文教材的体例结构日臻优化，在中华文化的精准化国际传播语境下展现出独特张力，深度参与全球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完善国际中文教材的文化呈现框架，将其作为切入点去推介和传播中华文化，既是构建高质量国际中文教育资源体系的基础工程，也是打造全球文化多样性的重点抓手。
以“第三空间”赋权文化传播新范式
广义上的“第三空间”起源于社会学研究，泛指基于家庭（第一空间）和工作场所（第二空间）构建而成的自由平等的新社交空间，具有公平性、便利性、愉悦性和低门槛性。随着全球形势的动态变化与国际教育文化合作的紧密联系，现今其内涵和外延范围已远远溢出社会学领域，进入到文化传播领域，指代存在于跨文化交际传播中，介于海外学习者的母语文化（C1）和目的语文化（C2）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兼语言文化空间（C3），换句话说，“第三空间”诞生于学习者成长起来的母语文化与习得的新目的语文化之间的空隙中。
C1和C2在看待对方时，都存在着关于对方的错误看法，要达成双方的跨文化理解，唯有借助相对公平的“第三视角”——C3。C3建立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基础之上，允许多样化存在，提倡跨文化探索和协商，拒绝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和刻板印象。因此，在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从第三空间视角出发，一方面，海外民众站在原有的C1架构上来理解和接纳C2，更容易对中华文化知识体系产生新奇、求知等正面情感反馈；另一方面，在C3的交流和互动中，民众自觉对C2进行回望和反思，能有效规避文化休克及文化冲突现象，从而提升自身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动机与积极情绪效价，即对中华文化持有愉快、满意等正向情感心理或情绪效应。
但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我们仍始终要关切两个问题：
一是在视听文明时代，如何有效依托全媒体传播拓宽网络话语表达渠道，加深公共舆论话语建设。在互联网文化多元化背景下，若想建立文化传播新生态，推动中华文化出圈，应积极参与国际平台算法规则制定，依托具备品牌影响力的“权威”的官方媒体，打造“亲民”的文化传播新媒体，以打破信息茧房及网络舆论偏见，与海外民众形成有效沟通，引领其快速定位自己喜好的内容并进行自主反馈和自发推介，形成忠实的用户圈层。一国文化之所以能展现人文精神精髓、拉近与他国民众的距离，其内核与表达方式一定是亲和鲜活的。基于新时代网络流行文化现象，应善用传播对象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话语方式或创新型表达策略，如短视频直播、民间团体汉服雅集、网络文学规模性输出、小说漫改影像、表情包等，同样能够有效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的提升。
二是如何引导海外民众同步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联结、情感联结和社会联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不仅涉及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还关乎国与国之间的情感联结。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第三空间”可以超越身份隔阂使海外民众更好地理解他国的情感与文化背景，可以更加注重细微深入的情感共鸣，通过中外双方的沟通实现文化的有效融合。在文化对外传播活动中，采用线下活动方式作为传播载体，以活动为契机，在亲身参与中完成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情感联结，能使海外民众最大化释放“第三空间”的传播潜力。此外，参与主体还须及时跟进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联结情况，针对问题作出反馈。
言有所述，言有所为。中文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和交际工具，在国际文化交流及传播领域持续“圈粉”。与此同时，彰显独特魅力的中华文化愈发成为世界人民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学中文、知中国，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文化潮流。利用文化传播来交换信息、建构知识社群、发展个体认知，既是人类的内在需求，也是国际社会的发展内核。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从不是语言的权力博弈，更不会遮蔽其他文化的绚丽本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如果将“文化强国”战略比作谋篇布局、气势恢宏的“大写意”，那么中华文化的精准化国际传播就是一篇传神写情、字斟句酌的“小散文”，既能讲述中国发展的特性，又能阐明中国与世界各民族的共同追求，力求理解融通、同频共振。（作者慕文萍系俄罗斯布里亚特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公派教师，王永杰系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共和国汉学孔子学院公派教师）
来源：《神州学人》（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