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特色和生命源泉就在乡土里”

乡村学校的教学模式总围着城市“打转”行吗？与乡土脱节的乡村教育何以凋零？他们来自乡村却又瞧不起乡村，逃离乡村却又难以融入城市，教育该怎么办？乡村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城市教育又该如何反哺乡村教育？9月28日-30日，第二届铁门关基础教育创新发展年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新疆兵团”）第二师八一中学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农村教育实验专委会，以及活跃在全国乡村教育一线的校长教师500余位参会代表，以“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为主题，围绕教育强国与乡村教育、乡村教育中的教与学变革、乡村教育中的师生阅读等议题，展开了为期3天的深度研讨与交流。

真正让乡村容光焕发的是乡村教育

“或许你会被眼下乡村宽阔的道路、漂亮的建筑所折服，但是真正让乡村面貌永远容光焕发的是乡村教育；真正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乡村振兴的还是乡村教育。”曾在四川省阆中市担任教育局长12年的汤勇感慨道。作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农村教育实验专委会理事长，如何让没落的乡村学校走向复苏，一直是他关注的问题。

梁鸿的著作《中国在梁庄》一书令汤勇刻骨铭心。书中写道：“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那些内部的废墟，而是这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到了村庄的真正腐朽和行将消散。”汤勇对此深有感触，“乡村学校不仅是孩子们成长的摇篮，而且是乡村的精神高地；不仅是乡村文化的根脉，而且是乡村文明的火炬。”

汤勇相信，乡村社会本身是一个拥有巨大生活资源的场所，是一个最基本、最理想的教育状态，“当我们对活生生的乡土知识和文化视而不见时，就会培养出一批批来自乡村却瞧不起乡村、逃离乡村却又无法彻底融入城市的‘候鸟’，尴尬地盘旋在城市的上空。”

凋敝、落寞的乡村学校带来的不只是教育问题，而是比教育问题更大的社会问题，“这些乡村孩子因乡村文化精神的整体失落，而成为一种在文化精神上无根的存在，他们少了乡村孩子应有的自信刚毅、吃苦耐劳的生命姿态，明显表现出生存的苟且、无奈与自卑。”

乡村教育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理想的乡村学校应该是什么模样？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魏城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刘先余，曾在5所农村学校担任校长27年。他用自己的教育实践证明，教学围着城市“打转”、　校园文化与乡土脱离的乡村学校，是走不出自己的发展之路的。

刘先余曾有4次进城机会，都被他拒绝了。2007年，他刚来到徐家镇小学做校长时，学校状况堪忧，教师平均年龄超过52岁，学生成绩垫底。2008年汶川地震中，学校因受损严重而异地重建，更名为徐家镇伟清小学。此后的15年，刘先余硬是将这所默默无闻的农村小学，办成了远近闻名的特色乡村学校。

刘先余回忆当年的办学历程时，用一句话总结道：“我们的特色和生命源泉就在乡土里”。他说，农村学校最宝贵的就是乡土资源，“伟清小学比邻徐家镇竹林村，到处都是竹子，家家都有栽竹、用竹的传统，经过讨论，我们最终决定将竹子作为学校文化的载体。”

学校开始组建“竹文化学生艺术社团”。语文教师开始带领学生赏竹、写竹，美术教师带着学生画竹、刻竹，学校聘请的民间艺人教授学生竹编、做竹笛……慢慢地，教学楼走廊的墙上，开始出现师生书写的与咏竹相关的诗词歌赋、散文和诗歌；在学校“竹雨轩”展室里，琳琅满目的竹筒画、竹壳画、竹根雕、竹乐器、竹编等，充满了艺术的想象力和美感。

很快，学校又建起了“农耕博物馆”，广泛收集各类农具2000余件。这些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农具，因与孩子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很容易激发起他们的兴趣，也让他们体验到了农耕文化中的传统智慧。

2020年春，为了建“学生生活体验发展中心”，学校专门租了临近校园的六亩地，让学生们在这里体验和学习播种、移栽、修剪等技术。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高涨，动手能力也增强了。

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校园“竹文化”的同时，学校确立了以体育为突破口，充分发挥乡村学生的身体优势，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体育教师的带领下，日不间断的训练让学校排球队成绩斐然，在游仙区排球锦标赛中获得了“三连冠”。很快，学校带动学生开发了多达50多种样式的“花式跳绳”项目，学生越跳越好，兴趣也越来越浓，在绵阳市青少年花式跳绳锦标赛中，学校连续两年夺冠。正如一位学生在作文中所表达的：通过花式跳绳，我找到了自信，我学会了动脑子，也学会了团结合作。我把这些精神用在学习上，回答问题更积极了，我也更热爱学习了。

实践证明，在具有乡村特色的艺体教育的激发和促进下，师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生学业成绩显著提升，学校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城市学校的特色发展之路。刘先余说，作为农村学校，只有用乡村文化丰富乡村教育，以乡土课程植根乡愁，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特色发展之路，才是乡村学校最好的突破口。

教育日渐发达，但存在学习危机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史静寰，在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前曾做过中学教师。也许正因为如此，她一直十分关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问题。她发现，大学教师经常会抱怨学生考分高进入大学却不会学习，批评中学的应试教育把学生教傻了、底子打坏了。而中学的校长教师也抱怨：我们把那么优秀的学生送入高校，你们又是怎么教的，让他们既痛苦又失败？

为什么同一个学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教师对其的评价竟然有如此大的不同？2009年，史静寰开始牵头将“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NSSE）工具本土化，形成“中国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工具（CCSS）。这项已连续进行11次全国调查、采集超过百万大学生数据的调查，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和最有影响的大学生学情调查研究。

史静寰在《教育的主体性与整体性——从大学生学情看基础教育改革》主旨报告中指出，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经历会影响其进入大学后的学习情况。调查发现，由基础教育训练所形成的积累性学习，可以迁移至大学并影响大学的学习过程，但以“985”院校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所需要的，可能并非学生通过积累性学习形成的学习方法和能力，学生必须进行学习转型才能适应研究型大学的需要。调查还发现，高中学习经历丰富的学生，捕捉和利用大学提供的教育机会和资源的能力更强，大学学习过程的质量也更高。

CCSS团队曾针对个别顶尖高校的高考状元进行了学情分析，发现这些学生进入大学后，整体学习成绩与其他学生无明显差异，但学习倦怠感更强，用于课下学习的时间更长，更多阅读与课程内容无关的书籍或文章。

研究发现，不同阶段的学校教育一方面对学生具有很强的约束性和塑造性功能；另一方面也会出现教育链条上的断裂现象，如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史静寰指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教育可能产生的影响还难以全面认识，但教育工作者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她举例说，可汗学院已利用ChatGPT为每位学员配备了全天候私人导师。“教育日渐发达，但仍存在学习危机”，史静寰表示，教育工作者要高度关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了解和掌握最新的学习理论，更多关注学生的内驱力和好奇心，重视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成长性和心理韧性。

不良的童年经历都会产生负向的影响吗？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通过研究发现，教育是共同因素作用的结果，获得保护因素越多的孩子，即使在不良的成长环境中，也能抵制不良影响；处境不利的学生，也可以获得积极发展。

边玉芳引用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语文学习质量监测结果显示，有近三成家庭处境不利学生在语文学业表现上实现“逆袭”。她说，这些学生属于“抗逆学生”，即虽然家庭处境不利，但却能在一些外在因素的帮助下，克服不利的成长环境，取得较好的学业成绩。

边玉芳长期关注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与成长。她指出，孩子不是要拥有所有的保护性因素才能健康成长，有时提供一项或者几项保护性因素，就能对孩子的成长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为此，她提出学校家庭社会必须协同育人，从满足儿童心理需求和发展的视角，为孩子创造温暖、接纳和支持的环境。她特别强调，要重视正向的重大生活事件对孩子产生的积极影响，比如努力后取得成功、获得他人的赏识、比赛中赢得奖项，以及挫折之后的奋进，“因为成功的体验会留下刻骨铭心的影响”。

云南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的教育实践，印证了学校为学生提供保护性因素的重要价值。“很多人想知道，我是如何搞定这些‘问题学生’的，我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建构关系。”詹大年说，自己专门招收那些家长管不了、学校没法管的“问题学生”，并自封“问题孩子他爹”。他发现，这些孩子往往是在“学习出问题”时，才被认定为是有“问题”了，“其实，学习问题只是‘果’，关系出问题了才是‘因’”。

在詹大年眼里，建构关系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他说，好的关系首先是心理安全，时刻关注学生的心理需求，并及时化解心理冲突。他提出，对待“问题学生”，帮助比“转化”更重要，共情比“感化”更重要，建构比“改变”更重要，保护比“教育”更重要。

“如果学校只是学知识的地方，那么AI时代学校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詹大年相信，教师首先要成为学生的守护者和帮助者，其次是陪伴者、观察者和引领者。他说，教育问题的本质是生命问题，教育者应抱有一种信仰，即探寻生命真相、满足生命需求。

欠发达地区也能办出高质量教育

30岁出头的物理教师王学兵，一年前带着简单的行李卷，来到新疆轮台县第一中学任党支部书记。王学兵所在的新疆兵团第二师华山中学（简称“华山中学”），10多年来一直通过派驻校长和骨干教师的方式，持续向南疆地方学校和团场学校输出优质教育资源和管理团队，以推动乡村和边远地区教育发展。

王学兵曾荣获“全国青年教师物理大赛兵团赛区第一名”，对于物理教学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然而，此次担纲一所学校的一把手，仍让年轻气盛的他，怀揣着压力和不安。不过，他知道自己并非孤军作战，他的背后有强大的华山中学做后盾。

1960年建校的华山中学，是新疆兵团示范性学校，也是一所教育教学质量优异的现代化学校。自2012年起，华山中学已先后轮流选派了20多人次干部，到被帮扶的薄弱学校担任书记和校长。

王学兵此次上任，怀揣着一份《轮台县第一中学教育质量评估诊断报告》。这份报告由华山中学党委书记邱成国亲自带队调研后形成，清晰地反映了学校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建议和措施。他的耳畔回响着邱成国的鼓励和叮咛：一位好校长是乡村教育发展的灵魂，一所学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对教育本质的理解。

“崇尚服务，强化学术”，王学兵一边牢记八个字的改革关键词，一边通过实践落实改革方案。他没有住学校安排的公寓，而是搬进了学校的宿舍。每天早晨7:30，身材高大魁梧的他，会准时地出现在操场上，与学生们一起跑操；为了给教师做示范，同时不影响日常学校管理工作，他申请上每天第一节的物理课，还会每周上一节公开课；为了给初三学生鼓劲，他每天都要给他们做演讲，与他们聊天……

身体力行的王学兵，很快在师生中树立起了威信。为实现行政管理向学术管理的推进，他带领团队，以毕业班为试点和龙头，开始在全校三个年级全面铺开“两化”建设，即年级组学校化、年级组长校长化，以实现管理扁平化、管理重心下移。优化后，原有处室从11个调整为4个中心，缩减了近64%；原有中层干部从24人调整为12人，缩减了50%；原有处室工作人员从64人减少到24人，缩减了约62%。

通过重新构建行政管理体系、优化年级组和班级组管理、推行德育课程和劳动实践教育，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学生的精神面貌开始发生悄然改变，教育质量持续提升……根据2023-2024届中考成绩显示，轮台县一中在中考成绩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各科成绩平均分全部提升，其中文综比上一年提升了26.5分，中考总分平均提升了86.2分。

同样来自华山中学的张文志和周斌，目前分别担任兵团第二师八一中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为了帮扶周边更多的学校，他们通过联合教研、师生融合等多种方式，与23团学校、焉耆三中深度合作，将两所学校的初三学生全部搬移至八一中学，进行统一教学和管理。“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减轻这些学校的升学压力，减少区域内的中考竞争，让家长们放心孩子的教育，也让受援学校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学校的长远根基建设上来”，张文志说。

2023年5月，华山中学与若羌县签订了第五轮联合办学协议，这意味着华山中学针对若羌县的新一轮教育帮扶工作启动。若羌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刘军，细数联合办学10年间若羌县教育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的学生流失率逐年降低，已从2014年的4.58%降至2023年的0.17%，教育质量从全州倒数跃居各县市前列”。

2023年初，远在1500公里以外的皮山县与华山中学达成帮扶协议。这也是双方继2016年之后的第二次握手。皮山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县，少数民族学生占比高达98%。全县学校有100多所，乡村学校占比88.95%。皮山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青春回忆，帮扶协议签订后，邱成国两次率领专家团队赴皮山县开展深度调研和诊断，并拿出《皮山县教育质量评估诊断报告》，同时派出刘小丽等5名干部，到皮山县教育局和3所学校挂职帮扶，通过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教学管理、校园文化建设、家校合作等多种途径，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辐射和带动全县教学质量提升。

仅仅一年时间，皮山县全域教育就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小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已经从全地区倒数第一跃居第五位。针对皮山县的帮扶，也让华山中学的援建工作突破了以往学校对学校的“点对点”式的帮扶模式，开启了整县域全面推动的工作新阶段。

2012年至今的12年间，华山中学已经累计派出帮扶教师280余人次，得到帮扶的学校已超过70所，遍及南疆4个地州市的15个县（市）和农牧团场，直接惠及超过15万人。已在华山中学工作了38年的邱成国说，教育对新疆改革发展具有十分特殊的重要意义，南疆的乡村教育尤其如此。华山中学20年的教育帮扶实践证明，欠发达地区也可以办出高质量的教育。

在阅读和写作中获得教师职业幸福感

郭晴雯几乎参加了每一次学校组织的“百人百天百字”读书活动，前后写下了15万字的读后感，仅次于时任副校长的张文志的18万字。2023年初，华山中学发起“百人百天百字”读书活动，即100位教师、连续读书100天、每天坚持写100字读后感。这是一场自愿参加的阅读活动，然而每次100个名额很快就报满了。

郭晴雯喜欢阅读，阅读能让她内心宁静，也总能促她思考，并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满足感。在她所阅读的书中，除了教育教学类书籍外，还有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类书籍。2019年，为推动学校书香校园建设走向深入，培养学生的深度阅读能力，华山中学成立了阅读教研组，专门挑选一些文学修养好的语文教师，组成专职阅读教师团队，负责学校阅读课程的规划、建设与实施。郭晴雯如愿成为了一名专职阅读教师。

每次都“打卡”这项活动的郭晴雯，不但记录了大量的阅读笔记，而且开始尝试教育随笔写作。在2024年3月至6月期间的一次教育随笔中，她详细记录了自己和一个学生在小学和初中期间的两次故事。一次是小学一年级时，这个被音乐教师批评的小男孩，如何得到了她的情绪接纳和疏导；另一次是男孩初三时，如何获得了一份特殊奖状，并激励他提高语文书写短板。郭晴雯在随笔中写道：后来，我读阿德勒德的《自卑与超越》、德韦克的《终身成长》，才知道那时我给孩子的叫安全感，你当像鸟儿往你的山，而我给你无条件的爱，和善而坚定，温柔而有边界。

华山中学的教师阅读与写作实践，引发了一场围绕“教师软实力：引向教育幸福的实践智慧”的讨论。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凌宗伟认为，要把课上好，前提是思考。他说，读书可以帮助教师转变观念、改变教学行为，读写结合有助于教师将碎片化知识进行结构化处理，使教学改变成为现实。他同时强调，要想读出教育智慧，教师要尽可能读一些经典的教育理论类书籍，因为“没有理论支撑的教育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有可能导致有害的教育。”

“阅读能够帮助教师跳出教育看教育，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课堂，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养。”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张正耀认为，身为教师不仅应是教学专家，更应该是学习专家，探寻学习是如何发生的，而写作则能帮助教师反思教学，享受教师职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我们有没有读书？我们在读什么书？我们在怎么读书？读书后又做了什么？”中英文双栖教师王小庆，在抛出一串串追问后说，自己在大学时津津有味地读的第一本书是《物理学基础》，“任何一本书都可以成为阅读的起点，重要的是教师如何从阅读者转型为学习者。”作为“大夏书系读写节”组委会委员，他认为，教师共读如同一群人的旅行，一起探寻教育人生，“阅读也可以成为一种盛宴”。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校长戴曙光，是数学特级教师，他回忆自己小时候最痛苦的两件事是：学英语和写作文。“等我自己做了教师，我才意识到自己害怕写作，是读书太少、写得太少”。正因为如此，作为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创校校长，戴曙光为这所外来务工子女高达70%的学校，创建了7个开放式图书馆，让孩子们随时可以去图书馆看书。

《教师软实力——优秀教师的核心素养》一书策划编辑朱永通，曾策划出版了众多优秀图书。他分享说，出版圈流传一个故事：新编辑入职培训的重要一课，是去参观一场书的“葬礼”——化浆。“与做编辑一样，教育工作者可以对教育多一点理想，但不可理想化，比如我身边的教师朋友很多，他们当中鲜有喜欢读书的”。为此，他建议学校要基于教师迫切的生命成长需求，引领他们慢慢靠近书，慢慢学会用“书”妆打扮自己，并最终找到教师职业的幸福感。

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北京分社社长李永梅介绍，自2021年至今，兵团二师的几十所学校超过500位教师，跟随“大夏悦读会”和“大夏书系读写节”，共读了《晴耕雨读好教师》《活在课堂里》《走向实证》《让学生爱上你的教学》等20多本教育类书籍。李永梅说，“大夏书系读写”活动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要持续地支持和激发一线教师，特别是乡村教师改变的力量，帮助他们在改变的过程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专业发展之路。

本次年会由新疆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教育局主办，兵团第二师八一中学和华山中学承办。为了助力本次年会和乡村教育振兴，新疆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第二届“教育阅读节”暨“大夏书系读写节”2024年铁门关市专场活动也同期举行。（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郜云雁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