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张乾元：当代美术创作的守正与创新

访谈嘉宾：

张乾元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海外研修工程”派出美术家，原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江苏对外交流社科专家

主持人：

丁舒羽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夏雨梦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当代美术创作的人文精神和国际视野

丁舒羽：您是一位文化学者型、国际化的艺术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方美学史、中西方美术史等都有长期的研究和丰硕的成果。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您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天人观念在当代美术创作中体现的意义有哪些？艺术家如何强化自身的人文道德修养？

张乾元：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久远，博大精深，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中国书画的起源较早，孔子认为远古时期伏羲氏仰观俯察，近取远瞻，创立八卦、64卦符号体系，造字、图象法则也随之确立。也就是说书画在初创时期就注定了是以符号的形式承载圣人要表达的天地之心，体现客观规律性。后来符号表意的内涵越来越复杂，也逐渐赋予了新的意蕴和哲理。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的区别就在于中国画有很强的文化意识、教化意图和哲学意味，并非只是形态色彩。

刘勰《文心雕龙》指出“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中国文化、文学、文字发源于伏羲立太极、画八卦，经过周文王、周公写卦辞、孔子写《易传》，三古圣人完成了《周易》的人文启蒙、因文明道、君子修身的教化体系。文学、文道所要表达的宗旨也是要彰显天地之道、太极之理、天地之心、圣人之意。中国书画的画道、画理、书道、书法也是如此。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天人观念发源于伏羲画卦。先祖伏羲氏倡导天地人“三才”合一的观念，把人对天地之道的认识，对天地规律的把握，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对人的创造和生生意识的强化等以最简化的三画一体卦象结构充分显现出来。后世孔子、老子、庄子等先哲又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天地人“三才”合一的规律性、本根性、本源性，成为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认识理念和实践准则，也构成了朴素的审美准则和审美依据，而且贯彻始终，颠覆不破，千载不移。人类效法天地道德，弘扬天地精神的宗旨就是把人的道德、人的精神、人的意识与天地相一致，相统一，这就是天人合一最核心的原理。在如此博大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宇宙观念下，个人利益、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形式主义、虚无主义等思潮就显得极为低级、冷漠、堕落与狭隘。

中国美学所要揭示的美的本质在于天地精神、天地道德，“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周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因此中国画所要表达和书写的“意”并不是自我私欲、低级趣味、卑劣邪念、溃败道德，而是超越自身的高尚品德和天地大美。西汉杨雄的“心声、心画”说，后来也演变成为书法和绘画的心学说，以表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的书品、画品、格调、风骨。宋代心学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心思、心意。心学首先强化主体对客观规律天理的认知与依赖，格物致知，再通过内心自省，将自我道德推致“良知”境界，自觉实现知行合一。中国书画一旦脱离了天地之大美、君子之道德，心性之良知，以市场金钱取代人格人品的话，那是既危险又卑劣的。

传统文化对每位艺术家的影响都是深刻的、持久的，对我本人的认知和追求，影响更为深刻，甚至决定着我的艺术发展道路和人生价值取向。自古以来就有道义与私欲、正义与邪恶的明显区别，本不可兼得，人各有志，就看每个人的理想和志向的选择了。知行合一，表里如一，慎独至诚，明心良知是中国文化人的修身准则，在今天依然具有普适性和合理性。

丁舒羽：在今天的全球化互联网时代，中西方艺术的比较与融通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您结合自己的中国画创作经验谈谈中西文化融通和文化自信自立的意义。

张乾元：中西绘画和文化的融通是必然的，在比较中思考，在借鉴中融通，凡是优秀的技术都要吸收，艺术无国界。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是每位艺术家必修的科目。古人学习绘画的条件是有限，没有画谱，没有临本，看不到原作，那进步是很慢的。如果有现在的学习条件，优秀的美术家会产生更多。但任何事物都需要辩证看待，今天互联网时代，高清晰的中西方美术作品几乎都能看到，但大家却有厌倦之感，审美疲劳，视而不见，也不去思考和学习。

艺术的融合与借鉴是非线性的，不是“1+2=3”的问题，学得不好，理解不到位，可能是“1+2=0”。直接复制、临摹一位画家的作品只是学习之路，中西方美术学生都有临摹大师作品的过程。造型、色彩、笔墨基础打好了，创新才有更大的空间。临摹是学习的方法，但不是最终目的。临摹到最后，还会出现反叛，另辟蹊径，这是创新的道路。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才能真正认识中华民族的崇高道德与审美价值观念。

艺术技法的融通，兴趣转换，有法无法，皆是心法，大多是无迹可求。我的中国画创作是以中为体，以西为用，用中国画的语言来描绘世界各地的景象，体现宇宙情怀、天下意识。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和文化体系是独特的，发展空间是广阔的。封闭是自封的，僵化是自僵的，泥古是灾险的，不化是愚贱的，这是文化修养和认知层次、视野心胸所规定的。

坚持中国文化的自信自立自强，是在国际化的文化比较和中国人民生产劳动的历史实践中开辟出来的道路。中国文化、文明是没有历史断层的优秀文化，有非常旺盛和充满生机的发展龙脉，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是我们文化自信和自豪的根本所在。中国文化的天人观、宇宙观、天下观、自然观、太极观等都是放眼全球、胸怀天下、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一体的博大情怀与胸襟，这是最朴素、最真诚、最开放、最包容、最公正合理的国际视野、国际眼光、国际体系、国际机制。在这种普遍联系、全面发展的宇宙系统之中，立足自身的本体建设与自强不息是实现个体与群体、民族与天下、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和本根。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如果根本丢掉了、根系不牢固、修持不端正、意念不真诚，那么，“欲明明德于天下”（《大学》）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因此，人类只有具备天地“美利天下”“含弘光大”的品德才能有资格论天下、平天下，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坚持自强、自立、自信的基本条件和价值取向。中国艺术的博大正是从各个方面体现这种天地美德、天地情怀、天下为公、道济天下、尽善尽美的实践哲学意识。

丁舒羽：您长期从事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与实践，对欧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国际双年展等有深入的研究，出版著作《“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艺术的海外传播》，主持并完相关国家社科项目多项。您认为在中国艺术的创新发展中如何认清西方“后现代”的文化本质和文化策略？

张乾元：当代艺术与当下艺术是不同的概念。西方当代艺术泛指二次世界大展以后，继现代艺术之后的前卫艺术，已经脱离了架上绘画，走向装置、拼贴、行为、表演、人体、大地、观念、影像、多媒体等新形式。当下艺术则是指当今所有的艺术创作，其中有前卫艺术也有传统艺术。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是庞大的、深奥的、无限的、与时俱进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必然与时代发展同节奏，同步伐、同生息。但并不是去追逐欧美所设置的文化颠覆策略、哲学解构主义、后现代终结论、通俗论、流行风等就是创新。当代艺术、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哲学体系自身的逻各斯所导致的二元对立的结果，他们要对自身语言、结构、思维、信仰进行颠覆、解构、反叛、否定、非难、终结、决裂，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任何事物的极端化必将很快走向衰亡，物极必反。后现代哲学有回归东方哲学的倾向，他们要还原语言的素朴本体地位。他们要从我们的哲学智慧中寻找化解二元对立的方法，摆脱文化困境。中国哲学的天人观、宇宙观、变易观、相成观、四象观等都是化解对立、打破僵化的辩证法则，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所在。美国哲学家、美学家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主要受到腐朽的、垄断的生产和消费的资本文化所左右。因此，中国艺术的创新可以从欣赏当代艺术的新形式中获取一些艺术创作的启发和联想，但一定要认清当代艺术诸多现象的本质和用意，不要无知仿效，盲目随从。

美术创作的守正创新与人民至上

夏雨梦：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要传道授业，道义居教育的首位，树立道义是育人的根本。立德树人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根本任务。您认为在坚持守正创新、立德树人、人民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中，审美教育、艺术创作的社会功能和认识功能主要有哪些？

张乾元：美术与美育是密切相关的。美术作品的审美功能体现在陶冶性情、引领正道、文化文明、推动人伦、开拓胸襟、提升素养等。如果艺术脱离公共道德、脱离文明礼节、脱离正义正气、脱离人民理想、脱离人民愿望等则会变得苍白无力，腐朽虚伪。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从历史的角度总结美术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为“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一般学者主要谈前两大教化、伦理功能，忽略了后两大功能。其实，“穷神变”乃是书画艺术在创作和品鉴方面的最高宗旨。技法的灵变取决于艺术家的思想灵变，思维不活，僵化固执，再活泼的笔法也看不懂，再生动的气韵也理解不了。中国书画的精妙神品，穷理尽性，无一笔失败，无一点不活。“穷神变”还表现在画面以外的联想、神思和启迪，意境深远，就是打破空间的局限，以有限化无限，“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文赋》）

“测幽微”则是更为玄妙，妙不可言。“幽微”与明显、显现相对。“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都是讲微妙、虚幻、混沌、无具象、不可知的境界。“测幽微”重在凸显绘画有“测”的超时空性和无法全面把握的特殊意义，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书画的审美精神享受是不限于人们所能感知和言说的范围，其潜移默化、蒙以养正、启发灵性、完善人格、通塞除邪、图腾祈福等功能还有很多，甚至是非常重要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民族文化的振兴，是守正创新的振兴。艺术家在这一伟大的进程中，一定要充分发挥人的本质力量，胸怀天下，无私奉献。《孟子》讲“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要以“里仁为美”，处处讲群体意识、社会意识、仁义意识、人民意识，终站立在中正、正道、正义的位置，践行在天下光明宽广的大道上，心正身正，勤劳朴素，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孟子认为只有要与人民同心同德，不脱离人民群众和生活本质，才有得志的可能。如果暂时不能够找到自己事业发展的立足点也不要去投机钻营，为盗作奸，违法乱纪。中国人所推崇的文人画就是对文化、知识、君子、道德、美善的尊崇，艺术家首先要以大丈夫、君子的道德修养标准作为自身的修持准则，人品与画品、书品同等，心法与道法、德法合一。

夏雨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是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鲜明本色。您是如何看待美术创作与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扎根时代的关系的，您的作品是否体现了这一价值取向？

张乾元：任何时代的美术作品都需要扎根时代，然后超越时空域界。没有时代、环境、社会的影响与推动，就无法造就精湛的艺术作品。《洛神赋图》《女史箴图》《职贡图》《步辇图》《捣练图》《货郎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仇英的《清明上河图》等等都是与时代、社会、生活等密切相关的历史画作。书画理论中的“随时从宜”“临时从宜”“临事从宜”“随事改正”“笔墨当随时代”等都是强调艺术与时代、艺术与现实、艺术与实践的主从关系。

艺术扎根于时代的主题是人民的创造、人民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时代是时间的概念，其立足点是人民和历史。西方美术史也是如此，文艺复兴“三杰”、荷兰“小画派”、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巴比松画派”“巡回画派”等经典作品都体现出艺术创作与人民、与生活、与时代的血肉关系。

我所创作的《澳门风雨》就是从历史和生活的角度体现被殖民的澳门人民的抵制抗争、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生存意识。抗疫作品《前方后方》更是体现出中国人民同舟共济、顾全大局、英勇献身、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和人民力量。艺术家必须要胸怀天下，守正创新，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集中人民智慧，歌颂人民、歌颂生活、歌颂劳动、歌颂正义，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