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汉魏嬗代，宣告绵延了400年的汉帝国彻底瓦解，也标志着三国鼎立局面的正式成型。公元280年，取代曹魏的西晋平定孙吴，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紧随其后的则是“五胡十六国”的纷争与南北朝的对峙，至公元589年隋平陈，才再度出现大一统的帝制国家。
夹在两汉与隋唐之间将近4个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既是政权林立、战乱不断的乱世，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古代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建立国家或割据政权。对于这些内迁和沿边各族群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现象，传统史家称之为“五胡乱华”。但必须指出，这一提法并不准确，如果能打破“夷夏之辨”等旧有的思想壁垒，便可发现所谓“五胡乱华”的本质，其实是中原王朝控制力衰退与周边民族势力崛兴所导致的竞争与碰撞，随之而来的，则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多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共同创造出新的制度、文化，呈现出新的社会面貌，进而形成新的“中国”——隋唐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实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环。
从赫连勃勃的“外交文书”说起
让我们先将目光聚焦在公元417年东晋与大夏间的一次“外交事件”上。此时的中国处于南北对峙的状态，南方正值东晋之末叶，北方也已步入十六国时期的尾声。在这一年，东晋的权臣刘裕,也就是后来刘宋王朝的开国之君,率军北上，消灭了羌人姚氏建立的后秦政权，收复长安。这是东晋立国百年来，最为成功的一次北伐。不过，后秦虽灭，崛起于代北的北魏仍牢牢掌控着今天山西、河北的广大地区；后秦北方的河套一带，则由匈奴铁弗部建立的大夏所控制。在东晋、后秦攻战期间，大夏国主赫连勃勃挥师南下，尽占秦岭以北之地，厉兵秣马，军威极盛。
面对这样的局面，刘裕计划联合大夏共同对付北魏。因此，在占据长安不久后，他就派遣使者向赫连勃勃呈送外交书信，表达善意，希望双方能够“约为兄弟”，互不侵犯。赫连勃勃也很重视刘裕这位东晋的实际执政者，但他本人并不识汉字，文化素养也十分有限，为了不在东晋使者面前出丑，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赫连勃勃命令汉族士人皇甫徽帮他提前写好答书的草稿，自己先硬背下来，待到面见刘裕使者时，赫连勃勃假装口授回信，由文书官当场执笔记录封存，再交还给刘裕。这一番辛苦没有白费，据说刘裕读到这封信时，听说是赫连勃勃即兴所作，不禁深深为其“文采”折服，叹息着说道：“吾所不如也。”
记载于《晋书》的这场外交事件背后，体现了大夏国主赫连勃勃对汉文化的认可与重视，也体现了他在与汉人政权接触时微妙的心理——他并不希望自己被当作一位以征伐武功见称的胡族首领，相反，他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比汉人更具备汉文化素养的君主。事实上，赫连勃勃的这种心态并不是特例，十六国时期的大多数胡族君主都对汉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而且不少胡族君主的汉文化素养相当深厚。
“僭伪诸君有文学”
与不识汉字的赫连勃勃相比，南匈奴、慕容鲜卑、氐、羌等族都曾在中原汉地生活过不短的时间，对汉制、汉文化并不陌生，一些胡族君主对汉文化的熟悉程度甚至与汉人士大夫相比也相差无几。清代史学家赵翼就曾注意到这个现象，他的《廿二史札记》中有“僭伪诸君有文学”一条，指出十六国时期很多胡族君主都雅好经、史、文学，这是很敏锐的观察。
汉—前赵政权的创立者是匈奴人刘渊。青年时代的刘渊曾作为质子长期在洛阳居住，系统地接受了汉文化教育，精通经、史以及诸子之学。刘渊曾评价汉初功臣说，我观览史书时时常会鄙薄隋何、陆贾没有武略，周勃、灌婴缺乏文采。言下之意，自己才是文武双全的豪杰。这话虽不无夸耀之嫌，但也体现了刘渊对汉文化的精熟。刘渊的长子刘和、第四子刘聪、族子刘曜都曾学习经、史，或擅长书法，或工于文章，可知南匈奴刘氏一族自西晋时就已普遍接受过汉文化教育，熟悉汉人经史典籍了。
鲜卑慕容部的统治阶层也较早接受了汉文化。史载前燕的奠基者慕容皝曾受学于当时著名的儒生刘讚，即燕王之位后，他大力推行文教、设立学校，每月都亲自考核学生，将优秀人才拔擢为近侍。前燕的第一任皇帝慕容儁（皝次子）也“博观图书”“雅好文籍”，他的爱好之一便是处理完政务后与侍臣辨析义理、讲论学术，史称其即位以来一直讲论不倦，一生著述计40余篇。后来南燕的建立者慕容德（皝幼子）、后燕建立者慕容垂（皝第五子）之子慕容宝，也都是从幼年起便接受汉文化教育，慕容德“博观群书，性清净，多才艺”，慕容宝“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可见鲜卑慕容氏的三代统治者也都深受汉文化熏染，有着较高的汉文化水平。
建立前秦的是原居于略阳的氐人苻氏。苻氏一族起初本以武勇著称，但在进入中原后，他们很快便开始接受、学习汉文化。苻坚8岁时想请老师到家中教学，他的祖父苻洪惊叹道：我们氐族本是“戎狄异类，世知饮酒”，没想到今日竟然有求学的人，于是欣然许之。而受到汉文化影响的苻坚也变得“性至孝，博学多才艺”，与其父、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苻坚之弟苻融的汉文化水平较其兄长更加出色，他“聪辩明慧，下笔成章”，所作《浮图赋》壮丽清赡，为时人所称誉。苻坚之侄苻朗则著有《苻子》数十篇，体现了他对老庄之学的深刻理解。后来前秦能够在政治上较前后赵、前燕又有所发展，进而统一北方，与氐人苻氏迅速且深入地接受、学习汉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氐人苻氏相似，后秦的统治者羌人姚氏一族在进入中原后也迅速接受、学习汉文化。后秦的第二代君主姚兴十分重视发展文教，在他统治期间，关陇一代的耆儒硕德皆率领门徒到长安讲学，各地学生前来学习的多达一万余人。姚兴长子姚泓,也就是后来败降给刘裕的后秦末代君主,也博学而善谈论，尤其喜好诗咏，姚泓周围还聚集了王尚、段章、富允文、胡义周、夏侯稚等学者，君臣间时常讲授儒术、品论文章。
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到，“五胡”在进入汉地、建立政权后，其上层贵族尤其是统治阶级往往很快地接受汉文化，一些胡族君主崇尚儒学、提倡文教的行为，也特别引人注目。也难怪赵翼会感慨：这些胡族君主“此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
胡汉间文化与制度的双向互动
匈奴、鲜卑、氐、羌等族群进入汉地后之所以会迅速接受汉文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某位胡族统治者个人对汉文化的兴趣，而应将之置于胡汉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整体脉络中加以理解。
尽管十六国北朝中大多数政权是在“五胡”中的某一少数民族的主导下建立的，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各政权内部大多存在着包括大量汉人在内的多元族属，因此，如何处理国内的“胡—汉”关系以及“胡—胡”关系，这是各胡族政权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刚刚建立政权的胡族统治者而言，汉晋的华夏旧制已经为他们提供了相当成熟的制度与政治文化模板，因此，学习、吸收、继承华夏旧制，就成为其入主中原、巩固政权势所必然也是最为理智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五胡”君主对汉文化的接受与其对汉制的继承，其实正是一体两面；“僭伪诸君有文学”与后来孝文帝全面的汉化改制，也属一脉相承。而对汉文化、汉制的学习、吸收，又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消泯胡汉之间的族群冲突与界限。
不过也要指出，胡汉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不是单向的。在积极学习、吸收汉制、汉文化的同时，各少数族在进入中原时也带来了饱含“胡风”的政治文化因子。而且，与中原王朝相比，胡族政权受传统束缚较小，守旧意识较淡，在继承汉制、汉文化时往往杂糅部族传统。比如西魏—北周实行的府兵制，就与鲜卑的部落旧制密切相关，但正是府兵制的确立，帮助西魏—北周战胜了东魏—北齐，并对后来隋唐兵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阎步克还指出，胡族政权在制度与文化上颇敢于“标新立异”，这种“标新立异”最初只是制度的畸变，但到了一定阶段，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制度的活力。比如北周大规模复古改制，舍弃魏晋的三省制而全面实行《周礼》“六官”，就是借经典之名而创立的新制度，显示了一种积极探索的制度活力。
胡族君主对于汉制、汉文化的接受、学习，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面；同时，胡族的融入也给中原传统制度、文化注入了新的精神。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各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为一，为汉族注入了“塞外野蛮精悍之血”，使其新机重启，扩大恢张，开创空前之世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隋唐王朝，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作者吴天宇，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