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我与人教社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91年。
上世纪90年代初，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开始试验，江苏宜兴市的湖？中学是试验学校之一。当时我初到宜兴市教研室工作，于是有机会接触与教材试验的相关工作。
大约是1991年的5月份，人教社在湖北宜昌召开教材修订会议，我作为实验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交通极不便，从宜兴到宜昌，先得宜兴到南京，然后再由南京坐长江客运轮船到宜昌。我在宜兴没法买船票，人教社委托江苏省教研室的曹惠玲老师帮我买好了船票，我到南京后到曹老师那儿取票后上船。从南京到宜昌是逆流而上，而且每到一站都需要停靠补给，所以船上行到宜昌需要5天时间。
会议的具体安排已淡忘，但记得大部分时间是讨论教材，由各地的代表对教材提意见。由于自己初次参加此类高级别的会议，自然不敢随便应付。会议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南京到宜昌船上的时间也用来认真研读教材，一句一字的琢磨，标记了大量我认为教材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并不是“问题”，有些是自己理解差错或无知的，但当时老一辈的编辑如叶佩珉老师、孙传贤老师、刘真老师等对每一条意见都做了认真记录并给予肯定。在前辈的鼓励下，我也就更无所顾忌地说自己的想法。记得那次会议，我是提出问题最多的老师，也因此受到了各个讨论组的“欢迎”。那时，我才明白，有些会议确实是可以提意见的，有些人也确实是欢迎提意见的。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意见给编辑老师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回来后就接到了人教社的约稿。当时人教社为服务于试教专门办了一本杂志，叫《试教通讯》。1992年第28期“初中生物专号”上刊登了我与湖？中学的一个试验老师合写的“改进教学方法，体现新教材的特点”一文。接着，编辑部又约我为当时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生物教学指导与参考（第一册）》撰写了“《病毒》一章的教学”，为《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生物第一册（上）教案》撰写了“裸子植物”一文。
因为试教与人教社有了接触，因为接触使人深深感到，原本是我们仰视的，代表中学生物学界最权威的部门的老师，原来是平易近人的；只要努力，自己的工作也能得到肯定。这不仅增强了自信心，也鞭策自己在中学生物教学研究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当年的《试教通讯》看起来很简陋
义务教育教学指导与参考
试教结束，我与人教社的关系并没有结束。《试教通讯》因试教的结束改成了《教与学》，因此我得以继续通过杂志得到人教社老师的指导，我写的“《原生动物门》和《腔肠动物门》两章教材分析和教学体会”就是在编辑的修改下发表在《教与学》1994年1-2期合刊上的。除了在学术上的交流外，利用北京出差的机会，我还去了当时在沙滩后街的人教社生物室，记得当时生物室的孙传贤老师、刘真老师热情接待了我，孙传贤老师还带着我在景山公园转了一圈。我离开的时候一直把我送到了公交站台。后来人教社的老师也到过宜兴做过调研与考察，那天翻看旧照片，突然发现了我与当时生物室的大帅哥——赵占良老师的合影。
背景好像是善卷洞，还认识左一与右一不
2002年，我来到北京。距离上的靠近，也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人教社的相关工作。
2003年，实验版高中生物新教材编写已接近尾声，正在进入教参的编写阶段。得知我已来北京，人教社邀我参加了教师教学用书的编写。我执笔《稳态与环境》模块中“通过神经的调节”一节中部分内容的编写。
2004年，新课标高中生物教材开始在使用，为配合新一轮课程改革中落实“探究性学习”的理念，人教社约请我录制探究活动课《影响酶活性的因素》。因为当时已临近期末，普通班级均已停课复习迎考，没有可上课的班级。恰好当时我们有全国理科班，他们都是保送入清华北大的，不需要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也不需要与其他一样进行期末考试。于是，我借这个班上一节探究课。光盘中，朱正威先生对这节课作了点评，后来在许多培训及会议的场合朱先生还多次提到这节课，并给这节课以肯定。尽管自己当时对于探究性学习还是处于摸索探究阶段，但朱先生的肯定也一直鼓励着我在探究性学习的路上作进一步探索与实践。
2008年，人教社引进了《BILLOGY:Studert Resource and Activity Manual》一书，我与弟子张超一起共同参与了其中部分章节的编译。
2010年，人教社组织十多位特级教师编写教辅用书《胜券在握》，我作为作者之一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编写。印象中，人教社很少编写以高考为目标的教辅用书，《胜券在握》是我仅了解的一本。
2011年，新版初中生物课程标准颁布，新的初中生物教材的编写也随之启动。我分别为教材与教师教学用书编写了《绿色植物与生物圈中的水循环》《人体内物质的循环》两章的内容。
2016年，新的高中课程标准开始修订，高中生物新教材也进入同步编写的程序。我参与编写了必修模一《分子与细胞》中“第3章 细胞的结构”，以及选择性必修《稳态与调节》“第2章 神经调节”教材以及教师教学用书中相关章节的初稿编写和其他章节的讨论。
自高中生物课标版教材使用以来，我也多次应邀为人教社在全国各地的培训作培训讲座，也因此被人教社授予“优秀培训专家”的称号。
回顾三十年与人教社的关系，可用下几个关键词来概括，它们间的关系不成逻辑，但是我的切身感受。
辛苦
参与人教社的工作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辛苦。且不说写稿，单是开会之累，就让人印象深刻。人教社召开的教材教参修订会常常是每次3-5天，会议安排表中每天会议的时长通常就是8个半到9个小时，但因为讨论热烈，拖堂就成了常态，拖堂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得晚上补课。此外，还常常要布置课外作业，比如，抽时间先把某某章看看，以便后面的讨论。可问题是仅仅是“看看”能发现什么问题呢？你必须认真研读，才能在后面的讨论中发言吧。所以，参加人教社的会是耗体力且高度烧脑的差使。连续3、5天的会议常常让人大呼吃不消。
争鸣
我参加的人教社会议很少是听报告的，大多是讨论。平时我们参与的很多会议所谓的讨论往往是海阔天空，说说主持人要听的话，但参加人教社的讨论会，气氛就截然不同了。比如，在教材讨论时，常常是一章一节的过堂，而这一环节作者需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那意味着是大家站在不同角度对你的“批判”，这些批判有些近乎吹毛求疵。即使是赵占良老师写的大家也照批不误，即使是朱正威先生的观点，大家依然可与他争得面红耳赤，即使是大学里的知名专家，大家依然质疑。讨论中，不存在权威，大家一律平等。讨论中，你不需要有顾虑哪些话可说哪些话不可以说，围绕讨论的话题，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争鸣中，作为作者，听到那么多的批评可能心里会忐忑，但每个作者又都是极其希望有更多的炮火。每个作者都清楚，听到的意见越多，意味着将来教材使用时老师与学生的意见会越少。
围绕教材某些问题的讨论有时候可能是争议半天或一天，最后又回到原点。也可能是这次会议确定的，下次又全盘推倒重来。一次次的否定，否定之否定，看起来白费了功夫与精力，但也正是这一次次的白费功夫，才使得教材成形的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打磨。
专业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或听到一些一线老师对教材的一些批评，说教材是几个不教书的编辑坐在办公室里写出来的。如果这些老师能了解教材的编写过程，即使要对教材提出批评也会改变角度了。从我参与教材编写的过程来看，他们的工作是认真得不能再认真，专业得不能再专业了。人教社编辑室内部数不清楚的讨论我没有介入，只是听说，我介入的讨论就让人感叹了。比如，围绕教材的讨论会议，参加的对象一是大学里的专家教授，他们常常是某一学科领域的权威与专家，他们对教材内容的科学性进行把关；二是各省市的教研员及大学里的生物教学法专业教授，他们站在教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审视；三是一线教师，这些教师大多是具有专业造诣的特级、高级教师或地方学科带头人，他们从教学实践的角度对教材提出意见与建议。当然，还有人教材生物编辑室的编辑老师们，尽管他们不在课堂教书或不再进行课堂教学，但他们对教学的感悟显示着他们对课堂研究的深度与专业。与他们交流课堂教学，我时常会觉得自己每天在课堂里摸爬滚打，对课堂的感悟许多时候都不及他们，有点想不通。但想着想着突然就明白了，我们看似每天都在为上课忙碌，但我们做的更多的是“工作”，是事务处理，而不是思考与研究。当我们滤去这些事务性工作后，真正用于思考与研究课堂的时间就未必有编辑室的老师们多了。比如，包春莹老师能进入学校进课堂跟踪老师听课一听就是一年，一节不落，这大概是教研员也不大能做得到的。如果你听赵占良老师说核心素养的课堂落实，听谭永平老师说科学探究教学，听吴成军老师说生命观与科学思维，大概就会感叹他们对于课堂的研究之深入了。
求精
做事精益求精，是给人教社打工的另一感受。作为教材，每个概念每个生物学事实都必须科学，每句话的表述都要符合课标的理念，每一字每一个标点都必须准确。这不只是因为，将会有无数双不同的眼光盯着教材的每个字每个符号，更是因为她几乎会影响到全中国的每个青少年的成长。也许是因为责任重大，精益求精已成为了每个编辑专业素养的组成部分。为了一个细胞全能性的概念，吴成军老师与我讨论的次数已不计其数。为了让课本习题的准确无误，包春莹老师自编的题目给我做是从不给答案的。大概她清楚，老师擅长的依据答案解释题目，因此她希望从我的答案中寻找题目中可能的存在问题。
尽管我不在人教社工作，但与人教社结缘近三十年，她陪伴了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岁月，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我营养。如今，我已近退休，但人教社依然在茁壮成长。
作者简介：林祖荣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特级教师、正高级高级教师，人教版《义务教科书生物学》《普通高中教科书生物学》核心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