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突如其来，人们的工作、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断裂状态。同时，这场危机也展现出人性的真善美、假丑恶。身处危机中的青少年，凭借现代信息手段，第一次如此真实地亲历了人性的复杂性，也深刻面临和经历着诸多价值选择。这无疑是学校教育，尤其是德育必须高度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学校德育要帮助学生完成自我确证
这次疫情毫无疑问是一场人类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自保而得以生存是每一个个体面对危机时的头等大事。但如何自保，如何生存，不同的个体所选择的路径可能截然不同。有人把生存仅仅理解为活着，因而其所谓的自保更多是一种基于生理安全方面的追求。有人不仅要活着，更要活得有尊严、有品质、有格调、有境界，因此自保不仅要保全其身体，还要保全甚至充实和提升其精神世界。实际上，人的生存不同于其他生物的重要地方就在于，人不仅要活着，更要活出人样，活出人的精气神。人不仅是生物性的活着，更是意义性的存在。唯有如此，人才是完整的、真正的人。
长期以来，教育更多关注学生各种物质性生存条件的获得，教育活动多指向帮助学生在物质性世界中获得自我存在的最大资本，比如文凭、竞争力等。可以说，现有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太过“实在”，总盯着可量化和可外化的“硬”指标，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隐性放弃了引领学生精神世界的“软”教育，进而导致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只完成了一半人的教育，即培养的学生物质有余而精神不足。这种精神不足首先表现为自私与冷酷。
北京市教委微信公众号“首都教育”曾报道：一名中学生在朋友圈中写道：“昨天上海多了19个治愈的新冠病例，眼看疫情有好转不能在家自学多久了，在学校学还要面对很多没必要上的课和活动（如音乐课），还会受多管闲事的同学的影响，疫情就不能再严重些！”这名学生在疫情中的“自保”愿望指向的是个人物质性竞争能力的最大程度提升，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冷漠、自私、无情令人不寒而栗。虽说这是个例，但反映出的问题值得警醒。
学生精神世界不足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缺乏自我掌控的能力。这次疫情危机中断了常态社会的发展，学生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时间。平常，学生已习惯服从于一个外在的奋斗目标而经年累月地疲于奔命，当自由时间猝不及防地到来时，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却像久在笼子里的鸟儿一样，面对自由的天空丧失了独立飞翔的意识和能力。
被迫居家，相当一部分学生没有了外在学校教育的硬性规约而又缺乏自我规划、自我掌控的能力，学习、生活陷入了一种漫无目的的境地，或是深陷网络、游戏、娱乐、电视等而不能自拔，黑白颠倒、作息混乱正成为部分学生“新”的生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能够促进人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对于他们而言反倒成了一种灾难。
这样一种人生状态的出现，固然有疫情隔离带来的影响，但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学生对自我认识的迷失。现在一些学生只盯着成绩，一旦从学习和考试中抽离出来，似乎就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教育如果过多致力于提升学生向外求索的知识和能力，却鲜少帮助学生养成向内追问的意识和能力，也很少关注学生内心的真实梦想的话，那么一旦学生需要独立面对危机、面对自我的时候，便会狼狈不堪。
因此，这次疫情对于学校教育尤其是德育而言，最为重要的启示就在于，需要高度关注学生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重点是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追求梦想，进而实现自我的确证。我们既要让学生掌握各种基本技能，又要主动引导学生透过这些技能去洞悉技能之于人生的内在价值；既要帮助学生获得生存的物质性条件，又不忘告诉学生“诗和远方”的人生意义。
简言之，教育不能只言“技”而不言“道”，不能仅重“实”而不顾“虚”，否则我们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是片面的，甚至是舍本逐末的，而我们所培养的人就会缺乏自我把控人生的能力而陷入意义危机。为此，学校德育要高度重视那些非现实功利性课程和活动（如人生哲学、生命哲学、闲暇、自由冥想和创造等）的开发，让每个学生有时间、有空间、有资源去了解自我、把握自我、放飞自我、实现自我，从而使得学生的人性更全面、更丰富、更健康。唯有如此，学生才能够获得不断求索、不断发展的内在不竭动力。也唯有如此，学生的成长才能够守住人性的底线而不至于误入歧途。
二、学校德育要引导学生成为现代公民
如果说自我确证更多是致力于个体的独善其身，那么成为公民则是学生在与他人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兼济天下”所必需的身份底色。在现实中，我们可以是一个医生、一名警察、一位教师，但是不管每个个体具体承担的角色有何不同，公民都是其最基本和共同的国家身份。
公民身份是国家所有成员最大的身份公约数。公民主要指的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要素的现代人格形象。公民不同于私民身份的重要地方就在于，私民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经济的人格形象，在乎的只是自我的一亩三分地，缺乏公共参与精神。“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是私民人格的形象写照。公民则是具有公共精神，参与公共事务，追求公共福祉实现的现代人格。因此，公民对公共利益的自觉担当则是其超越私民自私性的重要表征。
如果我们用公民身份的核心要素去看待这场疫情危机所带来的种种次生问题，比如地域歧视、病情隐瞒、逃避责任等，那么诸多问题的产生大多源于个体对公民身份理解的偏颇和承担的不彻底。首先，从公民权利的角度看，在疫情初期，湖北人、武汉人俨然被污名化了。被污名化的湖北人、武汉人，其基本公民权利受到了侵犯。即使是那些因放假回家过年的武汉大学生，也受到了不公正的谴责和辱骂，以致《人民日报》发文呼吁“请对42开头的身份证少些特殊‘关照’”。其次，从公民义务或责任的角度看，一些人漠视社会规则，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公共卫生安全于不顾，逃避、刁难、拒绝甚至对抗正当的防疫检查。这无异于将个体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是一种典型的私民做派。实际上，成为一名公民不仅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拥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更意味着在政治和伦理的意义上能够自觉承担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学校德育要致力于帮助学生成为一名新时代的中国公民，要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人格挺立的大写的人。唯有人格挺立，才能自觉捍卫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公民权利的实现；也唯有大写的人，才能超越个体一己之私而成就公共善的达成。在这次疫情中，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公民行动的伟大力量。各行各业的最美逆行者、志愿者，生动诠释了他们对他人公民权利的深切关怀和最大捍卫，也体现了他们对维护公共利益的主动担当。
对于学校德育而言，帮助学生成为一名新时代的中国公民，最重要的教育任务有两点：一是强化公民责任教育，重点是让学生充分意识到人的关系性存在，从而树立起公共精神，进而自觉参与公共事务，履行公共责任。二是开展公民权利教育，重点是让学生意识到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基于公民身份的平等性。对于学生而言，养成公民身份、承担公民责任的难点就在于，他们过多地将自我利益置于不可让渡的核心地位，没有意识到自我利益实现的物质前提根植于他人的义务。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而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权利的实现永远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任何权利抽离了他者的义务都必将落空。当个体主张有权生活在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中时，就意味着需要清洁工提供相应的义务。而当一个人投身社会公益履行公民责任之时，也成就了别人的权利。比如，希望工程实际上成就的就是儿童的受教育权。由此可见，个体权利的实现源于他人义务的成全。自我的义务也无疑指向的是他人权利的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权利和义务是一种互为前提的共生关系。只有当学生深切认识权利和义务的辩证关系时，才能真正理解公民身份的内涵和担当。
为此，学校德育一方面要努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观，另一方面则要切实提升学生参与公共事务、承担公共责任的能力。就前者而言，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破除学生将自我当下的生活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他人的义务和责任的错误观点，要让学生真切认识到自我的每一项权利的实现都是需要他人义务成全的。如果每个个体只主张自我权利的实现，而不去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那么他人的权利将必然受损，而社会也将不能维系，最终每个人的权利必然落空。就后者来说，学校德育应着力改造现有的学生管理模式，为学生提供一种公民生活的民主训练。学生只有在各种小规模的自治团体（如学生会）中学会自治，他们才能够深刻洞悉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深刻内涵，也才能够切实养成公民参与的实际能力，公民的担当也由此才能够真正实现。
不管是帮助学生获得自我确证还是成为公民，对于学校德育而言，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致力于培养完整的人。即我们所培养的人既能充盈自我的心灵世界，让自己的人生更有品位、更有格调、更有内涵，同时又能主动关照他人和社会，在公民责任、公民参与、公民担当中书写更加挺立和大写的人。（作者班建武，系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人民教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