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张伯苓学习如何当校长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家里，张伯苓可能算是一个另类：当陶行知、晏阳初等大兴平民教育之时，他主持的南开学校实际上是一个贵族学校；当蔡元培、梅贻琦等效仿欧美办精英大学时，南开大学却奉行“土货化”，甚至被讥为“以职业培训的方式办大学”。

再过几天（4月5日）就是张伯苓148周年诞辰。让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100多年前，看一看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办学之路。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著名的“爱国三问”是张伯苓1935年9月在南开大学礼堂演讲时说的。其背景是，在张伯苓看来，中国人有一个特性，大人小孩都一样，都不愿意别人好。张伯苓说，如果这三问你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你就得愿意别人好。爱国主义教育在他眼里真实不虚，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行动。

张伯苓曾说，中国人清楚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但把公家的东西认为不属于任何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中国人不善于合作，缺乏组织能力。因此，他把“允公允能”确定为南开大学的校训。他自己也是一个积极践行者，正是由于他“私立而非私有”的公心和超人的组织协调能力，私立南开大学才得以与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齐名。

从1904年担任南开校长起，张伯苓就把爱国具体细化到爱学校、爱同学、爱自己。南开学校把校内的每一件物品都明码标价，规定学生损坏了要照价赔偿。一进南开校门就有校父严修题写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这是对每一个南开学生的要求，在张伯苓眼里，学生就是学生，没有贵族与平民之分。据后来人回忆，南开对学生衣着神态、言谈举止都有要求，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南开的”。

张伯苓是五育并举的积极倡导者。南开举办各种学术研究会、讲演、话剧等，甚至分不清哪些是课内，哪些是课外。他尤其重视体育，甚至提出“不懂体育者，不可当校长”。在张伯苓看来，近代中华民族之大病有“愚、弱、贫、散、私”五端，办教育就是要根治这五病。张伯苓认为体育除了强身健体治“弱”病外，球类运动等能够强化人们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可治“不善团结、不能组织”的“散”病；体育比赛讲求法治、公平和竞争精神，可治“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的“私”病。

100年前的南开对体育是舍得投入的。那时南开在校生不过千余人，却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以及两个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南开系学校一直推行“强迫体育”。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回忆重庆南开中学生活时写道：“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全部锁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一种球队，除了下大雨，天天练球、比赛，无处逃避。”　

张伯苓甚至把体育提到了教育强国建设的高度。张伯苓说，“苓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学生在校，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学生出校，亦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对于强国之强，张伯苓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提到“强”便有一种联想，就是军队、军火等，其实不然，乃是关于我们个人身体的锻炼。

纵观张伯苓的南开办学史，1925年前后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南开早期办学以美国为蓝本，所用的教材多为英文，教师也大都有留洋背景。1924年校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后，促进张伯苓实施了一连串的本土化改革：1925年，规定除英文外，所有功课一律改为国语讲授；1927年，不再使用美国课本，自行编辑教材；1928年，实行“土货化”，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这样的办学改革，当时的教育界并不认同。文学院不设中文系，有人认为整个南开都“鄙俗不堪”；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有人认为南开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更有人认为张伯苓用职业培训的方式办大学，“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张伯苓自己却很坦然。他认为与北大、清华相比，南开要想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利用地处天津卫的优势，把重点放在实用性科学研究、培养实用性人才上。

南开后来的发展也没有让张伯苓失望。比如1927年南开大学成立的经济研究所，对外发布华北批发物价指数、上海外汇指数等，一跃成为驰名中外的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毕业生中，不仅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名作家、名医生、名大学校长，仅两院院士就超过百人。

以上仅从爱国教育、五育并举、特色发展三个角度回顾了张伯苓的办学思想。在《“土货校长”张伯苓》一文里，我曾这样描述张伯苓：他本一介武夫，没有名校教育背景，却让私立南开大学成为国内一流名校；他几乎没有教育理论著述，很多名人却愿意把孩子送进他的学校。张伯苓的办学智慧，能给今天困扰于“卷”的校长们什么启示呢？

《中国教师报》2024年04月03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