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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文明史

——读万安伦《中外出版史》


作者:杜建君 发布时间:2017.11.27

一直以来,国内的编辑出版专业都面临着一个较为尴尬的处境。在学界,人们长期对编辑出版学科存在认识上的偏见,认为该学科缺乏学理性,更偏重于实务操作,极端者甚至干脆宣称“编辑无学”“出版无理”;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带动学界的研究方向,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一些新理论、新思潮,而对于类似“编辑出版”这种相对较为“陈旧”的研究领域则避之不及。因此这一专业在很多高校一直缩招,甚至取消。在业界,诸多报刊、出版社、网站等却又面临着专业编辑出版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有些媒介传播内容粗制滥造,缺乏有效“把关”环节,则更凸显了这一供求悖论。

此时,《中外出版史》(万安伦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出版发行可谓给整个编辑出版学界打了一针强心剂。作者秉持着学科建设“三原一方”(原史、原著、原理和方法论)的建构思路,编著了这本编辑出版专业的基础课程——《中外出版史》,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高度,为我们展现了编辑出版这门学科巨大的魅力。

“一部出版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出版’是人类文明传承和传播的路径和工具。”作者开宗明义,指出出版史与人类文明史之间存在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一方面,因为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是系统成熟的文字符号的产生,而将文字符号通过出版技术与出版载体相结合就会产生出版活动、取得出版成就。因此,人类不存在没有出版的文明形态。另一方面,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成果也是通过出版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通读全书,最让我感佩的,是作者所持有的视野高度。“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正如有论者所言:这样的论述提升了本书的立意。细细想来,所言非虚。出版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而演进。人类出版载体属性与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有着难以割舍的正相关性。人类的出版活动贯穿着人类发展的始终,出版成果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结晶,同时又传薪播火,承前启后,指引着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抱着“出版史即是文明史”的心态重新审视编辑出版学科,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既让我产生了一种身为编辑出版求学者的自豪感,又使我产生了对于这门学科的敬畏与倾慕。

作为一部贯通中外出版史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展现了其广博的全球化思维。他并没有简单地将“中”与“外”分开论述,也没有因其中国学者的身份而产生研究上的偏倚,而是以严谨客观的态度和海纳百川的胸襟,站在人类文明史和出版演进史的高度,追溯中外出版文明的共通性和特殊性,描绘了一幅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的“两结合”出版史画卷。

凡是涉及有关“史”的研究,往往都面临着浩如烟海的古籍资料,细枝末节的零碎知识。如果研究者不能在该领域有深刻独到的认识和长期的钻研耕耘,则很难大浪淘金,化繁为简,形成宏观的审视思路和清晰的研究脉络。而作者显然对此举重若轻。在该书中,他开启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以出版载体为纲,将人类出版史凝练为“硬质出版”“软质出版”“虚拟出版”三大阶段,并以此作为此书的基本逻辑框架。这不仅完全契合了出版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更理清了看似纷乱无序的中外出版规律性发展史。

从大处着眼,于小处着手。作者在搭建起全书宏观性的理论框架后,又创造性地将出版具体的研究对象确立为“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的“四维度”。这样的划分承接了出版史“三段论”所代表的出版业生产力发展方向,又符合出版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作者的“三段论”是此书的骨架,那么“四维度”则是此书的血脉与肌肤。如此一来,《中外出版史》就有血有肉地鲜活灵动,丰腴饱满地呼之欲出。

纵观全书,作者删繁就简地总结出出版史的“一体论”“两结合”“三段论”“四维度”,同时,以全球视野和文明史观去审视整个人类出版的发展历程,字里行间充溢着他对人类出版和人类文明发展高度与成就的自豪感,以及对人类文明的种子历经百劫千难才能开花结果的悲悯与珍惜。我想,不论是作为学术书籍、史料参考,甚至是科普类读物,该书都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中外出版史》的问世,仅仅只是作者关于编辑出版学科建设的第一步。当然,书中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探讨与完善之处,但瑕不掩瑜。我们相信,在万教授及其同道笔耕不辍的努力下,中国编辑出版学科建设定然会迎来新的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中国教育报》2017年11月27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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