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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书本,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两种视角观照“世界文学之路”

作者:张佳 本报记者 王珺 发布时间:2017.11.26
中国教育报
“打开书本,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190年前,歌德首次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圈也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走向世界文学。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说:“三十多年过去,走向世界文学依然是中国人的一个心结,当然,随着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中国一大批作家取得重要的世界影响,可以说这个心结部分地解开了。”无疑,中国当代作家们已经为世界贡献了许多有意思和有意义的中国故事,分享了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类共有的思想情感,这使得中国文学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与西方文学界、与世界文学的中心进行对话。

上周五,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通向世界文学之路:东西方的不同视角”主题对话在北师大英东学术会堂举行。瑞典文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委、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文学教授谢尔·埃斯普马克受邀与中国作家贾平凹、余华、李洱、西川、欧阳江河及翻译家陈迈平就“本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外来文学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作品译介等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首位驻校作家贾平凹从视野、民族、视角、继承四个方面谈论在中国特定的意识形态下作家创作的意义问题。他表示,中国作家不断扩大全球视野,以本民族读者为接受对象,用西方视角看待中国并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写作经验。在谈到“继承”时他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知识谱系。一个作家的写作来源如果背景特别狭窄,那他的作品只能是小河、小溪。”他认为,作家要努力接受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东西,尽量全面和整体接触,而不仅仅是一些皮毛的。他着重讨论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作家的创作焦虑,即大量作品通过对底层社会生活的描写,从而对社会现实与民族性进行批判,实现对社会问题的匡正与人性缺陷的修复。他还提出真诚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真诚写作应该是作品的灵魂,对中国社会要真正深入了解,如果不了解,写出来的就可能有不真诚的成分”。他反对功利性的写作,并申明在世界文学语境下翻译对文学传播与接受的重要作用。

埃斯普马克以艾略特和莫言为例,阐释了优秀的文学作品诞生自外来文学与本土文学的碰撞这一命题。他着重谈论了莫言受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以及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受到的启发,通过将高密东北乡作为世界的象征,从外来作品中找到了自我的身份与认同。他用形象的比喻阐明,只谈外来的影响,对莫言的创作是一种误解,“马尔克斯教会莫言的是利用本土的材料,混合了传统、神话这样一个方式。他只是给莫言一种启示,就好像给马戴上嚼子一样,我学会了怎么给马戴嚼子,然后我就可以骑着这匹马回家了。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是,你可以创造一个概括性的,把自己的家乡概括成你的世界”。他还谈到,诺贝尔文学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授予流行作家,而在“二战”后颁给具有开拓性、对人类有贡献的作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文学提供了规范。他以1969年瑞典学院在奥登、格林、贝克特之间的艰难抉择为例,为无奈错失优秀作家表示遗憾。

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余华表达了对埃斯普马克关于优秀作品来自不同文化碰撞的观点的认同,并将此形象地比喻为,树木在接受阳光的影响时,是以树木而非阳光的方式成长的。他说:“埃斯普马克提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的确是这样,文化也好、艺术也好,都是在外来文化冲击下达到顶峰的。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部文学史《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十九世纪文学的辉煌,在欧洲各国都受到了外来文学的影响。”他讲述了埃斯普马克的《失忆的年代》《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和恩格道尔的《美丽与哀愁》在中国大量出版与广泛接受的情况,并对它们的艺术价值予以高度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方向研究生作家导师李洱回忆了索尔·贝娄对自己创作影响的经验,并认同埃斯普马克和余华对外来文学作用的论述。他认为,中国作家通过阅读外来作品找到自己。“我相信马尔克斯和威廉·福克纳帮助莫言找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相信了自己,外国文学跟中国文学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当我看索尔·贝娄的时候非常亲切,我觉得索尔·贝娄使我找到了我自己,外国文学跟中国文学就是这样一个关系。”他说。对比《红楼梦》与《城堡》,他认为东西方作家分别面对“贾宝玉长大后怎么办”与“K是否进城堡”的问题,并以自己的风格面对这一殊途同归的原型母题。此外,他还对比马尔克斯和库切在中国接受情况的差异,认为外来文学对本土创作所起到的影响应视不同作家所属的写作传统而论。

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诗人欧阳江河则谈到诺贝尔文学奖对文学观的重塑,并反思诸如美国语言诗歌的非语言写作难以有效进入世界文学语境的问题。他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提出了要求包含文化形态、人类命运、语言实验等因素的写作尝试,并探讨作品接受程度、与世界文学对话关系所面临的挑战。

从某种程度讲,世界文学也就是翻译文学。翻译家陈迈平(笔名万之)以自己学生的研究为例,认为在面对世界文学与身份认同的问题时,应在时间和空间上建立交流的坐标,加强对文化的深度理解。他又举上世纪八十年代翻译吉莱·托马斯诗歌的例子,提出霍拉斯·恩格道尔对文学翻译的关注。针对后者,埃斯普马克先生讲述了自己的作品被译作其他欧洲语言时反复修改的情况,强调优秀译本的重要。

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诗人西川赞誉了中国读者对世界文学的广阔接受视野,提出借由外来文学反观自我生活的重要意义,并以当代瑞典诗人为例,阐述了文化碰撞对促进本土文化生机与繁荣亦具有重要作用。谈到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外国文学的问题,他认为肯定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他说:“读外国文学,能够产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远方的这些大作家对自己生活的表述,获得一种观察,获得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可能性,同时也获得了我们表达自己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文化内在的生命力就可以得到保持。”他认为,写作开始时,如果有一张世界文化的网在后面,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的确确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打开书本,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是通向世界文学之路的一种选择。(张佳 本报记者 王珺)

《中国教育报》2017年11月26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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