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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智与求真

——读《杨适文集》

作者:邢滔滔 发布时间:2017.09.25
中国教育报
爱智与求真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适文集》煌煌5卷,集杨适先生30余年的深湛之思于一处,供后学研习参详,实为学界盛事。《文集》诸篇,基本按出版时间排布,又可视为杨先生思想发展的记录,品读之下,其执着的追求、远大的视野与高贵的人格跃然纸上,发人深省。可以说,《文集》的出版,为今天与今后的哲学事业积存了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和精神财富。

杨先生的思想历程,可概括为爱智与求真。他在解释哲学之爱智时,特别强调“爱”字所蕴含的谦卑、热忱与不懈追求之意,而排斥对真理的占有与炫耀。所以,哲学事业是真与善的结合、知与行的统一。杨先生自己的生活与思考,便体现了这一点。

杨先生的个人生活可谓多难而艰辛。幼年丧母,遭逢战乱,颠沛流离;及至壮年,又屡经风波,备受磨难。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由磨难而生发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又由深入的反思而塑造个人的道路,并由个人而及于人类,反归普遍的理论。所以,杨先生的个人生活与他的思想生活融为一体。这种融合体现在学术追求上,就是生活经验与抽象理论的紧密结合。他所寻求的理论,不是书斋里的高头讲章,而是由人的现实所催生,而又能反哺人的生活的根本道理,是能够揭示人性本真、激发高尚理想、指引人类文明的真理与智慧。

杨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原治西方哲学史,但不断发生的“自己口问心、心问口的以及新的理解同自己以前思想之间的对话”,引导他寻找根本的观点和方法。改革开放之初,杨先生开始探索马克思哲学的“真正起源地和秘密”,写成《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文集》卷一),剖析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人的本质、共产主义等概念,描述了人通过自己的对象化和异化在历史中创造自身并回归自身的辩证过程。《述评》甫出,震动一时,其新颖而深刻的创见,影响了数代学人。十余年后,杨先生又有续篇《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文集》卷一),进一步明确马克思学说的宗旨是人类的解放,它用全新的思想方法,架起了出发点和目的之间的“由此达彼的桥梁,切实研究了它所应有的基本广度深度和各种条件及中间环节”,因而是最为重要的、务实而科学的人道主义。

借助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杨先生着手梳理西方哲学发展线索,《哲学的童年》(《文集》卷二)是这个未完成计划的第一部成果。《童年》详细论述了由开端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将其分为原始素朴哲学与古典哲学两段,描述了每一段的否定之否定“圆圈式发展过程”。在抽象的理论和方法背后,杨先生的目光瞄向具体的人。《童年》的第一部分,把哲学这门自由的学问的产生原因追溯到自由的人,并从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形成的角度,在个人从氏族中分离出来又以新形式重新组合的过程中,解释了希腊自由的含义,将这种具体的、历史的自由确定为“希腊历史及其思想的本质和精神”。

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另一种“系统的有机生命体”,它的特质是什么?杨先生把这个问题的回答,仍然归于历史上的人及人论,因为“文化的中心在人,文化理论的中心在人论,而人和人论都是历史的、具体的”。1991年出版的《中西人论的冲突——文化比较的一种新探求》(《文集》卷一),着重探讨中西文化、人论和中西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人的状况,并加以比较。其中重要的观点是:“中国文化传统历来以人伦之道为中心和基础。”杨先生区别了天道人伦(大同)与宗法人伦(小康)。宗法制起于周代按宗族世系、亲疏等差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等级,它把自然人家庭宗族关系重塑为统治服从的君臣关系,并推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一张宗法人伦的整体之网,个人从属整体,实际上被这张网所定义和塑造。这与希腊的分离的、自由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但二者同为奴役制度下的异化的人,有待于扬弃异化而实现整体与个体、人伦与自由的统一。朱伯崑先生评价说:《冲突》“以中西人论为主线,以人伦和自由这对范畴为纲要,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根源,可谓抓住要害,触及本根”(《冲突》序言)。

以中西比较的视野再看西方,杨先生对哲学线索的梳理,在希腊化时期的两个人物上做了重点的停顿,产生了《伊壁鸠鲁》(《文集》卷三)和《爱比克泰德》(《文集》卷三)两部专著。为什么重点在这两个人?因为二人的哲学关注的都是核心问题:人及其命运,而二人的出发点也都是现实的人的处境。其时,希腊人失去城邦和祖国,成为无家的个人,如同狂暴的大海上漂泊的孤舟,在苦难中发出终极追问。这是人类处境的缩影,杨先生异时异地而有同感同痛。伊壁鸠鲁贴近个人,追求个人在心灵上的自主、自由和宁静。这虽与中国的人伦之网的束缚形成对比,但让杨先生感到“亲切易行而坦诚”,因为这是一种更接近中国观念的、与他人和谐而不是分离的自由。爱比克泰德则强调整体,顺从自然的必然性、神的理性,由此而获得个人的自由。这种整体与个体、必然和自由的统一,对思考中西差异与融合的杨先生是极大的启发,他从爱比克泰德的学说里看到一种深厚的心学,并与阳明心学做了对比。在他看来,爱比克泰德是苏格拉底的真正继承者,把希腊的“求真”实际推到了“求真善”的最高阶段。而自由和必然、道德选择和决定论的一致,到爱比克泰德才获得了深刻而切实的阐发。这种看法,是杨先生“经过了许多磨难之后”,通过长期思考中西文化的实质与特点,由一种同情的比较而得到的结论。

2003年出版的《古希腊哲学探本》(《文集》卷四)是对希腊哲学的根源与流变的重新思考。与《童年》相比,《探本》除增加了希腊化部分以为收束,还对前面“原始素朴”和“古典时代”哲学做了大幅度改写,增添了极具学术性的考察。尤其是追溯语源,对比希腊文、梵文及中文,辨析了希腊哲学的几个核心概念的日常词义和哲学含义,探寻希腊哲学如何从自然学过渡到本体论。引人注目之处,有对巴门尼德的estin的细致精深的解读,有对柏拉图的新相论及其逻辑方法(《巴门尼德篇》《智者篇》)的单独讨论,等等。这表明,《探本》所探之本,是希腊哲学“求真”的严格逻辑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这种求真的理性,与《童年》所述的希腊的自由不是彼此分离,而是互为表里。希腊社会生活中的自由,表达在思想上,就是分析和综合的自由运动。原始的浑然不分的思维方式于是逐渐精细化,产生了分析的逻辑和综合的辩证。这是希腊的原创,是更高的“求真善”的根基,也是西方文明的起源。“人类思维史上的重大变革就这样开始了”。

到此为止,我们探索的杨先生的思想发展脉络,经历了从马克思(观点和方法)、希腊文明(自由),到中国传统(宗法人伦),再回到希腊化和希腊(求真善,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或可看作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圆圈式发展”,但最后一环的“综合”,还远不止于希腊理性。实际上,在中西比较的不断思考中,2002年前后,杨先生就逐渐发展了一种原创文化研究的宏大设想,《文集》卷五包含这方面的几篇文章。

所谓原创文化,杨先生指的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几个在精神智慧上影响最重大深远的形态由以起源的创造原型”,包括希腊理性(西方文明的起源)、犹太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起源)、中国人伦(东亚文明的起源)等原型,即世界范围内人类精神自觉的最初创造,各大文明传统的源头所在。

而原创文化研究就是要追根寻源,排除各大文化传统对其原创的遮蔽,“揭示这些最初精神创造的本真含义,并对这些原创进行类型的分析、比较、评估和对话”。就比较研究方法论而言,这是杨先生的一项突破:它不是单纯的横向比较,而强调纵向的追溯。江河虽异,万流归宗,从源头出发,才能正确梳理各大传统的流变与流变中产生的各方差异,才能看清人之为人的共同所在,理解文化的根本构成,把握人伦、理性和信仰等文化维度的统一与差异。

这当然是一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事业,其实施之难可想而知。杨先生本人十余年来专注于此,不知老之将至。为研究犹太文化,他曾以七秩高龄赴耶路撒冷学习希伯来文,其精神令人感佩!

整个《文集》的工作,以及《文集》并未完全涵盖的原创文化研究,都显示了杨先生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对人之为人的不懈追寻,和全人类一体的博大视野。杨先生几十年的艰苦探索,不仅是为个人、为中国人寻求新的精神空间,其最终的着眼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乃是为“生活在阳光普照之下的所有人寻求天道和做人的本真”!(作者邢滔滔,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中国教育报》2017年09月25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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