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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在书本上”

作者:周国平 发布时间:2017.09.25
中国教育报

我的女儿两岁时,妈妈给她读童话故事,她盯着妈妈手中的那本书诧异地问:“这里面都是字,故事在哪里呢?”现在,5岁的她已经认得许多字,妈妈仍然给她读童话故事,读完以后,她会自己捧着那本书仔细辨认上面的字,把妈妈刚才读的故事找出来。我在一旁看着她专心的样子,心中想,我小时候一定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一个人在识字以后,就会用一种不同的眼光看书籍。至少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我的眼中已经有了一个书的世界,这个世界使我感到既好奇又崇敬。每一本书,不管是否看得懂,都使我神往,我相信其中一定藏着一些有趣的或重要的东西,等待我去把它们找出来。

小学六年级时,我家搬到人民广场西南角,离上海图书馆很近。馆里有露天阅览室,许多人坐在那里看书。有一天,我鼓起勇气也朝里走,却被挡驾了。按照规定,身高必须在一米四五以上才有资格进这个阅览室,而我还差得远呢。小学毕业,拿到了考初中的准考证,听说凭这个证件就可以进到馆内,我喜出望外。

在整个暑假里,我几乎天天坐在那个露天阅览室里看书。记得我借的第一本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管理员怀疑地望着我,不相信一个11岁的孩子能读懂这本书。我的确读不懂,翻了几页,乖乖地还掉了。这一经历给我的打击是严重的,使得我很久不敢再去碰外国文学名著。直到上高中时,我仍觉得外国小说难读,记不住人名,看不明白情节,对外国电影也是如此。每个周末,上海中学礼堂里会放映两场电影,一场免费,一场收一角钱门票。所放映的多为国外影片,我实在太土,有时竟因为看不懂而睡着了。

不过,我对书的爱好有增无减,并且很早就有了买书的癖好。第一次买书是在刚上小学时,我多么想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连环画,在积攒了一点儿零钱后,到一个小摊上选了一本《纪昌学箭》。选这本书,是因为我的零钱刚好够,而我又读过,被纪昌苦练本领的毅力所感动。买到手后,我心中喜悦了好些天。

初中三年级时,我家搬到了江宁路,从家到学校乘电车有5站地,只花4分钱,走路要用一小时。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每天只给我4分钱的单程车费,我连这钱也舍不得花,总是徒步往返。读高中时,我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父亲每月给我两元钱,一元乘车,一元零用。这使我在买书时仿佛有了财大气粗之感,为此总是无比愉快地跋涉在十几公里的郊区公路上。那时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商店一片萧条,橱窗里少得可怜的糖果点心标着吓人的价格。我纳闷的是,怎么还会有人买,同样的钱可以买多少书啊。

以后每当我回忆起上海中学的时候,总是看见一个瘦小的学生坐在阅览室里看书,墙上贴着高尔基的一句语录:“我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这句话对于当时的我独具魔力,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一个饥不择食的少年人的心情和状态。

虽然我热爱读书,但是,在整个中学时代,我并不知道应该读什么书。我没有遇见一个能够点拨和指导我的人,始终在黑暗中摸索。初中时,我一开始延续小学时代的阅读,读了许多童话和民间故事。接着,我着迷于苏联和中国的反特惊险小说,读了《隐身人》《怪老人》一类的科幻小说,还读了几本福尔摩斯探案,例如《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血字的研究》《四签名》,一时幻想将来做一个侦探。最后,因为学校图书馆管理员的推荐,我读了《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几乎全部在当时走红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我也读《毛选》,因为那是我从小就在父亲的柜子里熟悉的一套书,早就似懂非懂地读了起来。我还写读书笔记,包括摘要和体会。初二时,上海市共青团在中学生中举办“红旗奖章读书运动”,我把一本读书笔记交给班主任,全班没有人像我这样认真地读书,所以我自然得了奖。

进入高中后,我读书很多很杂,但仍然没有读到真正重要的书,读的基本上是一些文史哲方面的小册子,它们在不久后就遭到了我的鄙夷。唯一的例外是北京大学编写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它使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且开始读唐诗宋词以及《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小说。出于对神秘宇宙的好奇,我也读了一些天文学的小册子。

有一阵,我想提高写作能力,便用心摘录各种小说和散文中的漂亮句子。为了增加词汇量,我竟然还认真地读起了词典,边读边把我觉得用得上的词条抄在笔记簿上。不过我终于发现,其实这些做法对于写作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幸亏我这样做的时间不长,否则,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铺陈辞藻的平庸作家。

我在中学时代的读书收获肯定不在于某一本书对于我的具体影响,而在于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从那时开始,我已经把功课看得很次要,而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读课外书。

摘自“我的小时候”系列之《不是老师的宠儿》(经典美图版),周国平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教育报》2017年09月25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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