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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 在时代过渡间探索教育出路

作者:邰淑波 发布时间:2017.07.23
中国教育报

  在晚清西学传入、“醉心欧化”之风盛行、“开新”与“守旧”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势下,孙宝瑄既注重对中国旧学的重新理解与开发,又注重吸收西方的教育理论与方法,具有鲜明的新旧时代过渡特色。    

  在晚清西学传入、“醉心欧化”之风盛行、“开新”与“守旧”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势下,中国的教育何去何从?近代著名学者孙宝瑄在其主要著述《忘山庐日记》中,记录下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他的教育思想既注重对中国旧学的重新理解与开发,又注重吸收西方的教育理论与方法,具有鲜明的新旧时代过渡特色。

    德育胜于智育

近代诸多知识分子都注意到了德、智、力三者间的内在关系,并将德上升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严复在上光绪皇帝的万言书中,曾提出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变法根本,认为只有人人都自强自治,才能实行民主政治,国家才能富强。梁启超提出“新民”说,认为国之本在民德、民智、民力三者。

德育建设,在当时有其现实的迫切性。一方面,当时民德之低下极为严重,如严复在《法意》中指出,“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底物,爱国为何语”。孙宝瑄认为,因民德低下,难得好人,而求全责备良难。另一方面,无德之人既不能办事,也不能从事学问,“无德则统驭措置之间不足服人,既不能服人,有何事可办……且也无德之人,非第不能办事,并不能从事学问。盖学问之道,最贵虚而能受”。

孙宝瑄指出,有道德之人最强;与智育相比,德育重于智育。“有德者,其心虚,心虚则不自是,天下人之智皆为其所用”。反之,“人但有智育、力育,而无德育,是亦豺狼也”。他特别指出,德育不同于智育,“智育求之于理想;德育发之以感情,终之以行习。徒有感情,犹无益也。必自感情施之有事,夫然后能由勉强至于利安,至于既久,浸以为习,则行其所无事矣”。应当通过兴办教育,培养国民的公德,“人各有德,互被其德,谓之公德……当兴教育,设宪法,使国民有公德也”。至于普通人之行为、习惯,皆反映德行,这些都离不开德育的实施。

    从保存文字入手保存国粹

所谓国粹,孙宝瑄将之理解为“本国数千年来旧社会中组织之现象,以及性质风俗”。晚清西学东渐、“欧化”渐盛,保存国粹尤为必要。

“保存国粹主义,为今日一大问题。”孙宝瑄指出,当今留学归国者益众,但对“本国文有不能缀句者”,对“本国经传历史及现今情势有茫乎不知者”,这样即便他们获得了外国高等文凭,也“几于无所用之”。他指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况地球万国,未有不谙本国学问文字,而专研究他国者也。盖知有他国,而不知有本国,是国未亡,而先自灭者也。”国粹衰亡,对中国学术文化之影响是巨大的。

文以载道,表面而言,国粹“即本国之文字”。保存国粹,应该从保存本国文字入手,“惟文章是我国国粹,国文如废,国粹尽矣。今不可不图保存之”。具体而言,应该从六经入手,“习国文不可不以六经为根柢,故教小儿者,未入学校之先,须将六经读完”。因此,他不主张废《四书》,“我国数百年间人之精神,皆聚于此,不可不择其中宏深粹美之作存之,以为将来之纪念”。这即是要求研习六经,以培植国学之根柢。

    幼儿教育要寓教于乐、循序渐进

近代以来,受西方国家影响,中国人充分认识到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孙宝瑄说:“美利坚人,定教育为公共事业。凡一国之儿童,皆有受教育于国家之权利;凡一国之父兄,皆有为国家教育儿童之义务。”

相比之下,中国教育幼儿并无良法。“支那教小儿,素未讲求良法,故学生进益极迟。非天资超迈者,往往读书十年,与不读无异……尝闻人言我国人年长者治小学,小儿反读《大学》,其颠倒无次也有如此。”因此,孙宝瑄指出,中国的幼儿教育应在教法上与西法“互相参酌”,采用西方寓教于乐的新式教学之法。他说:“西国教小儿,自三岁至六岁,所用之法皆寓意于戏具,而皆有学问根本,以炼其心思焉。”日记中记载的张经甫为人课子,就采用这一方法。“先生教幼童,每设新法,使人乐而忘倦。如教学之法,取古人成句,隐其著眼之字,使诸生各以意猜拟,有所拟不逮原句者,亦有过原句者,极能疏溣人之脑筋,于诗学大有益。是日,摘一句试余曰:家贫〇买书。第三字为何字?余思之良久不得,孰知竟是梦字。用意透过一层,欲别换一字,不可得也。”他将中国的识字教育寓于趣味教学中,给孙宝瑄留下了深刻印象。

幼儿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年龄特点,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孙宝瑄认识到:“西国教人为学,由浅入深,极有次第。”这一教学方法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学之未得也,当由浅入深;学之已得也,当由实入空。故深之前不可无浅之一级,实之后不可无空之一境,期不刊之论也。各种学问,惟算学一科其教人最有次序,余谓各种学问皆不可不仿算学之教法而为之。譬诸教人登高楼,而不视人以阶梯,如何其可?”

基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孙宝瑄提出,幼儿教育必先从识字始。“读书讲学,必先识字也。仅识字而不复讲学,是诚陋矣。然未有不识字,而能讲学者也。”他提出,应仿效西法,另编简易之书,以便于幼儿识字解义,“仿泰西法,由浅入深,庶人人皆可成就也”。在蒙学课本的设定上,孙宝瑄提出可设置“讲解字义”“地理”“史学”三门。

晚清诸多思想家在幼儿识字教育实践中,也自觉运用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宋恕在对其女的教育中,就具体选定了识字的书目,“先史而后经”,集字而兼讲字义,“其女十岁时尚不识字,十一岁起课以《十三经集字》,日识四十字,兼为解字义,半年已能自阅《三国演义》。即为讲《左传》,使读,不令背诵,甫读完,能成数百言。嗣为解《国语》及《史记菁华录》,三书讫,能自览御批《通鉴》”。孙宝瑄在教授其七妹识字时,“先选古书中极有声色之典实,且有关孝悌品操者,将生字一一书于剪方纸,各授音义,令牢记,且习点画。次日,先默写讫,复询字义,皆无误,然后连属成一节故实,令自会意,不达者为解之,久则融贯,且进甚锐”。

    知行兼进,重视实践

孙宝瑄重视劳动实践,提出教育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于学问之暇,作劳动之事。如是,则身体心灵俱受教养,为最善之规则。”他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尤为服膺,“天下无论何种学,皆分知行二途。讲之平素者,知学也;用之于临时者,行学也。知学所造虽极深,而行学犹浅尝者,安能责其有效乎……知行兼进,乃为有学,可信用矣。”欲求完全之学,则实践与理论同等重要,不可偏废。“行学与知学,其中之程度阶级皆相等,各占学问之半,故不可有所偏重。稍有偏重,则其学不完全矣。然世间往往有偏于知学而略行者,谓知居九,而行居一。又有偏于行而略知者,谓知居一,而行居九,皆非也。盖知行交相为用,因知而行,因行而益知,阙一不可。阳明先生主知行合一之说,当矣。”

知识的获取不应仅仅局限于学校,而应该放开眼光,投身于广阔的社会实践,“以寰区之大为学校”,甚至“以天地万物为学校”,这样充分做到“知行合一”,以实现“阅历极富”之目标。

(作者邰淑波,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教育报》2017年07月23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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