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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自行车

作者:张显峰 发布时间:2017.06.23
中国教育报
父亲的自行车

过完5岁生日,儿子自行车上的辅助轮突然不见了。他妈妈举着手机:“看你儿子这俩小短腿倒腾得多快!”视频里,小家伙骑在他那14英寸的小自行车上,双腿欢快如马达一般,在小区广场人群中飞驰着,简直一副“老把式”。

一天不见,小家伙竟会骑自行车了!

见我俩对他的事迹多有赞赏,小家伙得意地凑过来:“爸爸,你几岁学会骑自行车的?”

“我嘛,哈哈,爸爸小时候骑的可是“二八”自行车。”我答非所问,确是因为记得不确切了。只记得我小时候个头小,直到上初一,推着父亲的“二八”自行车,都大有被压倒之势。父亲不放心我这小身板,死死看着他的坐骑不让我碰。初中要到镇子里去上,我每周上下学就由父亲全权接送。

在一个山间少年眼中,从家到镇上的路很遥远。到底有多远?都说是20里。但这20里路就像是充满苦难的青年的人生。前面三四里是村子的地界,每一寸都熟悉,但全是缠绕在梯田边上的纯土山路,沟沟壑壑,一边傍山,一边是沟,只容得两辆架子车交错,下雨天没一副好身手是不敢走的。上山时,我在后头扶着后座帮父亲推,往往要歇两三回。躲过这三四里,便上了塬,依旧是土路,遇上雨雪天,父亲骑车带着我,双手死死摁着车把,车子虽然仍旧向前,但后轮在坑洼湿滑的路上常常是左颠右闪横着走的,我坐在后座上被甩来甩去。有一次我打瞌睡,等父亲回过神,我已远远地坐在路边的水沟里。即使冬天,父亲把我送到校门口,已是一身汗,摘了棉帽,头上还噗噗冒白气呢。

父亲的自行车,几乎见证了我少年时光与外面世界联系的全部故事。很小的时候,是在前梁上架一个钢筋焊接的座椅,我被卡坐在里面;后来,就是侧坐在前梁上;再后来,是骑坐在后座上。我被它载着,穿过整个少年时光,只是那铃声也仿佛沾了少年的心思,有时是清脆欢快的,有时是沉闷忧郁的……

妹妹上了初中,父亲一个人就送不过来了,我便下定决心自力更生。我要学骑车,这可不是小事,惊动了我们家老老小小。奶奶一辈子没碰过自行车,认为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既要顺着孙子又担心安危,所以责令父亲务必保证安全。父亲安排妹妹、弟弟、堂妹一干人等,全力协助我学车。

他们的紧张不是没有道理。我们村卧在西北黄土高原万千丘陵中的某一处,抬脚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山上的梯田,一个优秀运动员立定跳远都能跳到边儿,村子中间有一块坪,那时觉得已是十分宽敞之地了,十里八乡说媒,成败大约就看谁村的坪大上那么一点点,谁家坪上的地多上那么一点点。后来等我上了大学再回去,才发现那个坪也不过十来个足球场大,而宽度也就一个球场的边长。正经能稳稳骑车的路,没有。我个子又不够高,骑车时,左脚先踩在左脚蹬上,右脚使劲蹬地,等车子滑行起来,右腿再从前梁下跨过去,将身子挂在车上。

整整一个暑假,我放羊之余的其他时间基本都用来学自行车了。学得很是艰难。为此欠了妹妹、弟弟、堂妹很大的人情。因为刚开始车子总是不听使唤,说倒就倒,倒了就是他们的全部责任,每天晚饭回来,父亲见我摔一身土,车把也歪了,他们便会被责备一番。等我能独立骑着车子在村子里乱窜的时候,弟弟竟也会骑了。这方面他是比我聪明很多倍。妹妹、堂妹终于长舒一口气。我倒是有办法还他们人情的,每天上午、下午要上山放两次羊,他们最大的荣幸是被我点名做副羊倌,羊上了山,我躺在树下看书,看一会儿给他们讲一会儿。他们不喜欢读书,却喜欢听故事。看着他们争先恐后为我服务,我偷着乐,想来该是他们欠我的人情了。

后来在家里,他们帮我干体力活儿,我给他们讲故事,好像成了约定俗成的事。叔叔掌管的小学图书室那些挂了蜘蛛网的书,几年下来几乎都被我“打扫”了一遍。

那时候,我走出村庄的工具就是两个,一个是自行车,一个是书。一个载着我的躯体,在方圆二十来里地去认识这个客观的世界;一个载着我的灵魂,在不着边际的时空里恣意拓展主观的世界。自行车毕竟赶不上飞扬的灵魂。有一天,躺在山坡上,头顶飞过一架巴掌大小的飞机,我对弟弟说,等长大了我就天天坐飞机。弟弟拿这事笑话了我好些年,直到有一年,我去深圳出差,他来看我,我们喝了一点酒,他说:“哥,你当年没吹牛!”不知怎么,我俩当时眼眶突然就湿了。

我的人生,和父亲设计的很不一样。父亲最大的心愿是我能承祖父之志。我爷爷上过师范,当过老师,在那场“运动”开始不久便不幸罹难,直至后来平反,父亲为了照顾一家十几口人的生计,将政府安排的小学教师一职让给了叔叔。他一直希望我初中毕业能考中师,日后在镇中学当个老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赶集来也能喝一口热水”。但我没听他的,报了名,并没有参加考试。他一直以为我没考上,直到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告诉他这个秘密,他平静地说了句:“大学更好。”

我上大学时,父亲执意要送我到校。那是我印象中他第一次撇下他的自行车轻松地走出村子。他从来没有这么轻松地出过村子,每回出村子,不是载我们上学,就是在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两个藤筐去赶集,装满西瓜或者蔬菜,至少得有一百来斤,他要推着它翻越三四里山路,再骑到十几里开外的镇子上。那些年,我们的学费和家里的开销就是父亲这么一点一点攒来的。所以等我到了大学第二年,便坚持不从家里拿学费,自己借了助学贷款。

及我到北京工作,便坚决不允父亲再干这些活计,但叔叔、姑姑时常反映,父亲时而会偷偷骑车带一点东西去镇上卖。他并不缺钱,只是因为闲不住。我也不忍心责备他。前年儿子过生日,他突然袭击,来北京待了三天却嚷嚷要走。临走,我说以后就不要骑自行车了,毕竟六十多岁了,村子里来来往往的出租车也不少,又快又方便。父亲呵呵一笑:“我身体还行,车子也还好着呢。”

算起来,那辆自行车的年纪比我还大,该是快成精了。

父亲隔三差五会打电话过来,说想孙子了。“娃是不是不认得他爷了?”每次他都这样,直到小家伙在电话里用老家土话喊“爷爷你吃(饭)了吗”“我想你了”,他才乐不可支地连声应承:“哎,哎,娃乖,爷吃了。”

我告诉父亲,小家伙会骑自行车了。父亲不信:“你别哄我,娃小着呢,咋骑得了?”我说真的会骑,是小自行车。父亲激动得声音都变了:“咦,我娃厉害很么!”突然又声音低沉、极其严肃地说:“娃还小,操心好了,别摔着了!”

《中国教育报》2017年06月23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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