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支持。
联合国《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显示，全球总和生育率由1950年的4.85已降至2023年的2.25，发达国家生育率普遍远低于2.1的人口自然更替临界标准。受此影响，全球学龄人口持续收缩，这一趋势正深刻重塑基础教育发展格局。学龄人口变化虽可能带来教育资源结构性闲置等新挑战，但也成为教育系统转向内涵提升、综合服务、开放协同的重要契机。世界多个发达国家以系统性变革主动回应挑战，推动教育在发展方向、学校功能、资源保障等方面实现全方位转型。
调整发展方向
推动教育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学龄人口变化深刻重塑了基础教育的发展逻辑，以往依靠扩大办学规模来弥补教育质量短板的“以量补质”模式，已难以适应教育发展需求。推动教育提质增效，成为发达国家应对人口收缩挑战的共同选择。面对学龄人口持续缩减的新形势，多国把改革重心聚焦于小班化教学、融合教育、个性化培养等领域，让有限的教育资源服务于教育质量提升。
面对学龄人口变化，新加坡并未简单撤并校舍、缩减办学规模，而是盘活存量资源，构建分层小班的教学支持体系，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新加坡在小学阶段开设学习支持项目，为小学一、二年级读写基础薄弱的学生设置8—10人的小型辅导小组，由受过专项培训的教师进行语言干预；针对读写障碍学生，开设校内读写障碍矫治项目，实施小班补习。同时，新加坡在普通学校配备特殊教育需求专员和受过特殊教育培训的任课教师，为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提供随堂学习支持。在生源总量下行的背景下，新加坡将资源投向最需要帮助的学生群体，通过小班化、个性化、专业化的干预措施，保障每一名学生获得适配自身节奏的教育支持。
韩国把握学龄人口下降新趋势，逐步摆脱规模化办学桎梏，将教育改革重点放在推进个性化学习、丰富课程供给上，满足学生差异化发展需求。
此外，欧洲多个国家还通过制度固化小班教学标准。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地区教育部门与教师工会之间达成一项新协议，要求中学班级人数上限为25、小学班级人数上限为22，有特殊教育需求学生所在班级规模将进一步缩减至每班最多20人，以确保教师能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支持。法国国民教育部公布的2027年财政法案国民教育预算明确“继续推动小班化改革”，仅收回少量教师岗位，新增2056个岗位用于个性化教育供给、特殊教育学生陪伴等。
拓展学校功能
促进教育、照护、成长支持一体化
伴随着学龄人口规模的持续缩减，家庭结构小型化、隔代照料弱化、育儿与就业时间错配等现象凸显，学校仅聚焦课堂教学的传统单一功能已难以适配社会需求和家庭期盼。在此背景下，多国教育系统主动突破传统教学边界，向“教育+照护+成长支持”一体化方向延伸。
芬兰依托完善的公共教育体系延伸校内照护服务，将课前、课后及假期等非教学时段纳入覆盖范围，以公益性托管配套日常教学，实现教育与看护的无缝衔接，从而帮助家长解决孩子在非教学时段的照护难题。
法国、瑞典等国将托育支持正式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由财政承担主要供给责任，通过制度保障让教育与照护服务常态化、规范化，减轻家庭育儿的经济和时间负担，实现学校服务功能的多元化升级。
美国、澳大利亚推行弹性学制和校内课后支持政策，优化服务场景和内容，推动学校从单一教学场所转型为覆盖儿童学习、照护、成长的综合服务平台，以公共服务一体化破解家庭育儿困境，实现学校功能的根本性拓展。
韩国实施免费课后托管项目，不仅面向小学低年级提供每日2小时的免费定制型课程，还延长课后服务时间，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免费晚餐，打破教学与托管之间的壁垒，既让学校承担育人职责，又解决家长“接送难、照料难”的痛点，努力促进教育与托管服务的深度融合。
强化师资标准
构建教师全周期专业发展机制
学龄人口规模缩减，并未带来师资的“过剩”。随着小班化教学推进、特殊教育扩容和学校照护服务延伸，发达国家出现了师资结构性短缺问题。多国加快完善教师队伍全周期专业化建设，摒弃简单增减师资规模的粗放方式，系统构建覆盖职业准入、在职研修、考核评价、规范退出的长效发展机制。
英国建立标准化教师专业发展体系，严格入职岗前培训、常态化在职研修与年度能力考评，配套设立不胜任教师整改退出通道。
新加坡立足本国教育实际，为中小学教师发展开辟多样化、差异化成长路径，推行多轨制职业发展通道，打破单一晋升模式，赋予教师专业自主权和发展选择权。
澳大利亚搭建分层研修体系，依托师徒帮扶、跨界教研和专项激励，推动教师梯队稳步成长；加拿大推行省级统一认证和持续专业发展制度，以常态化研修、周期性资质审核，保障教师专业能力持续发展。
此外，不少发达国家还同步优化薪酬保障、减轻非教学负担、畅通多元晋升路径，持续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以高素质专业化师资支撑教育整体变革。
优化保障机制
建立教育资源动态配置体系
学龄人口持续减少、空间分布不断重构，使得传统固化、静态的教育资源配置模式难以为继，容易出现城区资源闲置、乡村资源短缺等结构性矛盾。多个发达国家推动资源配置向动态适配、空间均衡转型，让教育资源主动跟随人口流动和实际需求优化调整，从根源上破解资源错配问题。
德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文教部门建立了基于生源数据的联动调配机制。各州通过年度学龄人口统计和入学率预测，动态核定教师编制、校舍标准和经费额度，同步推进小规模学校合并重组和富余校舍功能转用。例如，德国下萨克森州沃尔夫斯堡市解散跨市镇学校协会，将哈森温克尔小学划归城市统一管理，实现校舍资源的集约化运营。
加拿大在学龄人口总量下降、乡村校点分散的背景下，通过省级政府主导的数字化举措补齐短板，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建立了省级学习管理系统，支持全省37所省级线上学校和31所学区线上学习学校，为乡村及小规模学校提供同步课堂、线上辅导和共享课程资源。
芬兰通过法定转移支付制度保障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在按学生数量核定拨款基础上，结合学校区位、生源规模、地理偏远程度和人口密度，实行差异化经费标准，偏远地区因服务半径大、交通成本高，实际教育投入显著高于城市。此外，芬兰还通过补充拨款支持乡村小规模学校运营，并为偏远学生提供免费校车。
注重整体改革
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教育治理深度关联到家庭养育、社会福利、财政支持等多重社会系统，仅依靠教育部门单打独斗，难以应对学龄人口变化带来的教育新挑战、新难题。在此背景下，完善多元主体联动协同的现代化治理格局，成为发达国家迎接新挑战、破解新难题的重要举措。
韩国发挥教育部门统筹、地方政府协作、社区参与、社会机构支持的多元治理网络优势。其中，教育部门牵头做好政策引导和课程规范，地方政府落实场地和经费保障，社区和社会机构补充师资力量和实践资源。各主体权责清晰、衔接顺畅，形成了推动教育变革的系统合力。
澳大利亚依托大学、中小学与社区的联动机制，在教师培养、课程开发、实践场地供给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这种机制既整合了优质教育资源，也凝聚了家庭与社会的育人力量，弥补了单一主体推进改革的不足。
意大利依靠中央教育部、大区政府、市镇政府三级联动机制，统筹教育、财政与社会资源，同时联合非营利组织参与课后服务、辍学干预等工作，搭建多方主体共建共治、互补支撑的教育服务体系，让多级治理体系适配人口变化后的普惠教育诉求。
此外，美国、芬兰等国家同样依托分权治理和多元参与的制度基础，推动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组织协同发力，为儿童发展和家庭养育提供有力支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犹他州等州实施州级幼儿税收抵免政策，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每年数百美元至一千多美元的退税额度，财税政策与教育改革协同，缓解低收入家庭的育儿经济压力。芬兰构建“国家立法—市政统筹—学校实施”的三级体系，赋予学校充分办学自主权，并以法定机制保障家长、社区参与学校管理和课程实施等环节，兼顾小规模学校办学现实和教育质量提升。
（杨思帆系重庆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向桂坪系该校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重庆市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25SKGH038］成果）
《中国教育报》2026年11月05日 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