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作为方法》 项飙 吴琦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阅读这本《把自己作为方法》，笔者仅仅是作为一种对话式阅读的普遍性尝试，尽管在雷蒙·阿隆看来“对话的社会是人类的关键所在”。但毋庸置疑，存在于公共空间的理性对话精神在现实中有时是相对匮乏的。因此，许知远把这本将个人思想、时代精神编织进经验世界的小书类比成佩雷斯的《为了以色列的未来》，无他，只因他们同享人类精神殿堂中令人着迷而深邃的气质。
于一般读者而言，阅读这本书没有多大的知识性障碍，也不需要系统的知识储备，但它很大程度上的意义是想象力的边界再度被打破或被确证，就像作者项飙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所说的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乡绅的传统。在这样一个相对熟悉且自恰的世界中，乡绅的伦理判断既不同于调查员的客观中立，也与人类学学者的细节剖析、结构呈现与意义生产迥然不同。它可能是一个存在鲜明边界且带有明确痕迹的历史“叙述”或者现实“图景”。当然，也可能是对现存刻板印象的超越，在一个严密或模糊的系统里找到缝隙看清内在的“文化传统”。用另外一位对谈者吴琦的话说，这本书无疑是“在无声处听见有声，在边缘处发现边缘”。它以“谈话作为载体，人类学作为中介，乡绅作为思想资源，自我作为方法”，由此而构筑清晰的思想脉络，提供给读者的是一次自我检视的尝试，并“以此找到观察和反思的位置”。
作为经验的世界——
全球化与地方性
必须承认，项飙从某种意义上是经验的集合体，而经验的开始则来自于家庭，来自于温州，来自于从小的教育。他是一个被知识分子式的生活传统、阅读传统和教育传统构筑而成的人，如同他所述，可能外祖父和舅舅们对他的影响是带有某种先验性的，也正是这种不同层级世界的经验混杂和话语杂糅带给他对现实的思考始终伴随着一种“自洽的距离感与直接性”和“话语阐释的差异性与多维度”，并且能够在不同的位置中保持和谐的自恰。
当然，他坦言也正是这种自洽的距离感、直接性、差异性与多维度让他以后做出了让大众熟知的成果，其中就包括“浙江村”和“全球猎身”，这两项研究让他获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性范围的认可。当然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项飙是当代中国学者世界性经验融入地方性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通过地方性构筑自我、获得阐释并命名自我的重要个体，他的存在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学术和亟待获得西方认可的中国学术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参照。而如何获得一种尺度性的思考，项飙认为：“要对现存的国际性或者全球性有很强的警醒，这是人造的体系，真正的全球性只存在于无数的地方性之中。”项飙生长在20世纪80年代，他自言高中时期刚好是80年代“文化热”后期，他深受报告文学的滋养，可能也是因为这种文体的“底层性、直接性与生命厚度”给以后他的研究带来了某种不可言说的影响。故此，“地方性”才是他眼中的“学术盘根”，是一种拥有“横向的、开放的、盘错的”学术思考的基准，以此为中心可以发展自身的学术共同体，同时建构自身的学术思想生命。
作为方法的尺度——
人类学的观察视角
重新发现人类学，或者说发现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项飙在2020年给我们的一个巨大启示。如何在捉摸不定的社会科学中采用一种相对量化或者具有实证性的方法对当前一些难以判定的社会现象或者历史图景，在一个有距离感的观察位置上，给出一个相对确信的答案。当然，这同样是项飙作为人类学家将经验和方法熔铸在具体问题当中的某种正当性策略。无论是《十三邀》节目中探讨的“附近的消失”还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中项飙谈到的作为学术“图景”描绘的重要性，那种不带价值判断和不以臆测、揣度为基准的认知行为，都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项飙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智识的疏离感”，他的经验和视角的独特性，我们可以从其探讨“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关系中得到检视与确认。这是一种由世界性的经验和充满地方性的生活质感交杂、碰撞、融合而成的全新的学术思考和知识生产的范式。
然而对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发现，项飙自己认为这其实受益于“个人经验问题化”的思考方法，他相对喜欢的状态是一种“小乡绅的气质”，通过自我构型去批判性地看待周遭世界。
如何进行以人类学研究为中心的思考，如何进一步建立一种基于学术共同体的海外民族志的研究，这是项飙一直在强调，并且在陆续推进的工作。无论是与汪辉老师合作的项目，还是自身在“浙江村”和“全球猎身”之后开启的东北移民问题研究，抑或是在中文世界的媒体写作与媒体访谈，其实种种都是他作为人类学学者对自身研究的扩散及其对现实世界的热切关注。而他有时又是一种矛盾的存在，他的经验范围在不断扩大，游走中西、纵横欧亚，地理性的跨越并未让他迷失在交杂而喧嚣的声音中，相反他仍然极度渴求一种乡绅世界的观察视角，极度渴望拥有一个研究的“小世界”。因为在项飙看来只有在不断的“建构”与“骚动”中，作为研究者的个体才能发现新的材料、新的问题，展现出不同的思考向度，而自身的“小世界”才能不断实现一种“建设—打破—再建设”螺旋式的质变，从而真正实现“自发”与“自觉”意义上的“自我革命”。
差异化的视野——
东西比较中的教育启示
笔者观察到两位对谈者项飙与吴琦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即教育的中西差异。在书中，项飙极为鲜明地向我们展现了作为东亚经验的新加坡与中国的差异，并进一步观照西方学术生产体系当中的“剑桥模式”。从项飙的经验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现实，中国教育和中国的学术产生话语当中充斥着宏大的语汇，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与谈话当中，而这是中西之间教育的巨大差异性。同样，作为北大的项飙和作为牛津的项飙之间存在一个对“传统继承”的差异性认识，至少对于项飙个体而言，北大对“传统”的认识要弱于牛津，无论是常识性还是学术性的。并且，项飙认为作为一个教学机构而存在的牛津应该是优于作为学术生产机构而存在的牛津，即大学作为教育机构，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培养人，是如何塑造一个敢于充分试错，敢于冒险、挑战而又充满自信的“人”。
此外，项飙认为国内普遍性地缺乏学术共同体，尤其是那种差异性、异质性、交叉性、生态性的学术共同体。正是因为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弱化，才使得学科壁垒之间难以打破，学科呈现出符号化和体制化的倾向。而从某种意义而言，项飙的这一看法正好契合了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当中学科融合、学科交叉的发展态势，无论是当前热议的“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还是未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性探索，都应该紧守“异质性”原则，打破权力固化，以真正专业、分散、无形的学术共同体来解决学科内部的发展问题，以此才能真正实现一种“大众之间的世界性共鸣”。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文传学院助教）
《中国教育报》2021年03月03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