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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化的文化

作者:弗兰克·富里迪 发布时间:2020.04.03
中国教师报

随看随想:

本书作者弗兰克·富里迪是英国学者,本书的副标题是“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本文选自第六章“把民众当儿童”。作者对过分迁就学生的教学行为提出了批评,也对教学中过分考虑学生差异化的现象进行了反思。作者提出现在的教学在不断俯就学生,而不是提升学生普遍的思维品质,这会让学生一直停留在智识的“儿童阶段”。目前,国内的教学在尊重学生的同时,也有不敢放开手脚、过分迁就学生的倾向,本文或许会给我们一点警醒。(杨赢)

事实上,没有人公开地支持弱智化进程。当机构对标准采取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时,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是他们希望向公众提供次一等的教育或容易些的文化体验。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除非人们面对的经历被认为与他们的生活直接相关,或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联系,否则人们就会觉得被疏远了。但是,这种对联系现实的强调,不可避免地与对客观知识和艺术感受力的获取永远存在着冲突。有力量的思想常常具有抽象性,是通过吸收系列相冲突的经验发展起来的。这解释了它们何以常常显得如此与日常普通感受相矛盾,与通过个人经历获得的洞见相矛盾。获得客观知识不能仅限于反思个人的生活故事。它也要求一种使学生离开当下和日常经历的教育,从而激发大脑去想象其他的可能性。从个人情感到客观知识,并没有直接的通道,学生需要面对那些与他们的生活“无关”的世界。有时他们甚至不得不明白,他们通过生活获得的知识,与他们掌握特殊学科的能力没有多大关系。

从某一点说,哈佛的法律专业学生将会发现,对他们个人情感经历的承认并不是法律训练的内容。学习法律要求通过与个人经验毫无关系的各种推理,来理解客观事实及其解释。当然可以辩驳说,哈佛学生受到的治疗性鼓励并不必然影响他们成为优秀的法律学者。然而,它把个人经验置于优先地位,这影响了它的学生的智力水平。这个过程在儿童教育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最近一份对给美国学校教科书作者的出版指导原则的研究揭示出了惊人的内容。在联系现实这一要求的指导下,这些指示试图保护儿童避免接触任何与他们的经历相距遥远的内容。比如,指导原则忠告说,一则以山区为背景的故事歧视那些来自平原地区的学生;一则讲述盲人登山员爬上北美最高点麦金利山顶的故事,遭到检查它的专门小组12比11的反对,理由是“地区歧视”。给人的感觉是,不应该指望儿童阅读或理解他所不熟悉的背景中的故事。这一研究的作者黛安娜·拉维奇(Diane Ravitch)注意到:

想一想这类假定中包含的想像力的贫乏:考试里没有一篇阅读会有特殊的地理背景,所有事情都应该发生在一般性的地方。根据这些假定,不应该指望儿童理解一则背景不是他或她目前居住地,或者没有突出特征的地区的故事。

拉维奇的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学校教科书越符合联系现实这一标准,它们的文化内涵就越少。

建议居住在瑞士的儿童不应该被考到发生在纽芬兰渔村的故事,或者亚洲孩子不应该被考到以纽约为背景的故事,会使许多人觉得这是文化敏感性政策的怪诞漫画,否则这一政策就是无可指责的。然而,大多数与参与、联系现实潮流相连的更常规性的政策,却正是以同样的假设为前提,也即儿童教科书的狂热审查者们从内心中接受了的那一前提。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和博物馆,公众始终被认为一旦涉足与其生活不相关的文化领域时,就会出问题和崩溃。甚至大学生的教科书也努力模仿以中学生为对象的出版物:随着大学课程变得越来越联系现实,它的理论性和抽象性也越弱。

哈佛大学的《处理困难谈话》的课程或者学校教科书出版指导原则不曾预料的后果是,把文化和思想生活儿童化。这类新举措赋予联系现实的表象以及直接的个人经验以相当的重要性,这往往减少了它们的智力内容。最坏的时候,兜售联系现实原则的机构把公民教育和艺术转变为一种个人治疗,仅仅肯定而不是教育或激励。这类举措常常被描绘为反映了向更民主的文化态度的转变。它们是要增加“参与”“扩大进入”“使社区获得权力”“拆除障碍”,以及使民众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声音”。然而,这些举措与民主化进程毫无关系。那些选择更民主的立场的规划所追求的,是教育公众,以提高他们对新的和挑战性的遭遇的理解能力。相反,这些措施希望的是通过消除这类挑战性的遭遇来扩大参与,努力防止公众因这些遭遇而气馁。就如乔西·阿普尔顿提出的,“当新的文化精英们谈论拆除文化障碍的时候,实际上,这意味着把文化经验缩减到当下的、情感性的方面。”她补充说:“深思和判断被认为是孤芳自赏的,因为它隔断联系,把公众拒之门外。”

将文化儿童化的最独特方面体现在它对个人经历的拔高中。当教育和文化被当作个人情感的投射时,艺术思想和艺术作品因它们对个人的意义而受到重视,而不是因为它们向公众展示的成就和重要性。如果一个文化的存在目的是帮助人们发现自己,就会促生一种自我迷恋和内向的情绪。阿普尔顿指出,“这显示了向儿童状态的退步,在这种状态下,对我有价值的东西与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之间没有区别。”儿童往往珍视那些直接带给他们快乐和肯定的东西。在公众间培植这类态度,体现了将公众当儿童来对待。对普通人声音的颂扬,通过“这是我的故事”这种说法,与“这是我的玩具”这类情绪化的哭喊相距并不遥远了。

(选自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教师报》2020年04月08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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