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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允珍:一次采访,终身难忘

​——《湖北教育》编辑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故事
作者:姜允珍 发布时间:2020.11.16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年,到人教社采访李润泉和袁微子

1981年,我从武汉钢铁学院调到湖北教育编辑部,从教金属学的教师转变为《湖北教育》刊物的编辑,这个弯子转得可真不小。要做个《湖北教育》的好编辑,就必须尽快熟悉中小学的教材教法。1982年4月,编辑部领导派给我一项任务——到北京,去人民教育出版社了解当年秋季小学语文和数学教材的修订情况,最好能够得到出版社的编辑说明,准备登载在当年第6期《湖北教育》上。与此同时,领导还希望我能够采访小学语文和数学教材的主编袁微子和李润泉,向两位大师请教和约稿。

出发之前,编辑部的副总编辑刘子明同志给了我一封信,是写给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老朋友刘默耕的,嘱咐我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他帮忙。

领了任务,到湖北省教育厅开介绍信,领出差费,乘当天的38次快车,第二天清早就到了北京。我先买了一张北京地图,然后按图索骥,乘公交车到北京沙滩后街,找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

当年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一幢浅灰色古朴的4层办公楼里面,门口挂着三个牌子: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办公楼在大院里,据说院内有北京大学旧址,属文物保护单位。大院门口有个传达室,传达室的老师傅看过我的介绍信,问我具体找谁,我说要找小学语文和小学数学的编辑,老师傅就打电话请来人教社的总编室主任。主任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女同志,她仔细地问过我的领导派我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意图之后,干脆利落地答复说,小学教材的修订情况我们会刊登在我社出版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上面,老师们看这本杂志就可以了。编辑室没有时间接待全国各地教育刊物的采访,你去买张火车票今晚就回武汉去吧。

到大门口吃了闭门羹,我当然不会买张火车票就回去,还得想办法完成任务。想起刘子明同志给我的那封信,就问老师傅我可以去见见刘默耕老师吗?好心的老师傅告诉我,刘默耕老师家就在办公楼后面的家属楼3号楼,他的身体不好,平时就在家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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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默耕老师和夫人刘容

老师傅给刘默耕老师家打了电话,一会儿,默耕老师的夫人刘容老师居然来接我了。刘容老师胖胖的身材,慈眉善目,一见面就觉得非常亲切,她带我回家,刘默耕老师正在伏案工作。这是一位非常消瘦却精气神十足的老先生。看过刘子明的信,我告诉默耕老师刚才吃了闭门羹的经过,默耕老师笑笑说,不怕,我这楼下就是人教社的招待所,你先住下,我介绍你去见小学语文编辑室的袁微子先生和小学数学编辑室的李润泉先生。

别看人教社的招待所在宿舍楼的半地下室,条件简陋,可是价格便宜,一人一间,又安全又方便,没有人教社职工的介绍还住不进去呢!有刘默耕老师的担保,我顺利“进驻”人教社。

有了刘默耕老师的帮助,之后的采访工作就很顺利了。袁微子先生和李润泉先生分别是我国小学语文和小学数学教材的主编,是著名的小学教育专家,既要编教材,又要研究指导教学,工作非常忙,见到他们确实不容易。平心而论,总编室主任给我吃闭门羹也无可厚非,全国的教育刊物几十家,都找上门来采访,人教社的教材编写者真是招架不了。我初出茅庐,无知者无畏,居然闯进了两位老先生工作繁忙的办公室。

两位大师待人却是极其和蔼可亲。默耕老师介绍说,我为了刊物能够更好地指导老师们暑假备课,专程到北京来求教,两位老先生都很支持。他们先让编辑室的同志拿出刚刚完稿的新学期教材修订说明,让我拿到出版社门口的复印社复印完立刻送回来!(这让我如获至宝,又喜出望外,对湖北教育杂志来说,这可是拿到了独家新闻啊!)

两位老先生又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了我的采访,与我这个曾经的大学教师、尚未入门的中小学教育刊物编辑谈了谈小学语文和小学数学的教学。这次采访使我领略到基础教育研究的博大精深,领略到小学教材教法的美妙,也就是从这次采访开始,我爱上了中小学教育刊物的编辑工作。

李润泉老师对我说,数学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小学数学的教材汲取了古今中外小学数学教材研究的精华,根据儿童学习数学的规律编写,是非常严谨的。现有的五年制小学数学教材,既不能加深,也不能加宽。如果小学要改为六年制,可以放慢进度。(回到武汉向何畏总编汇报到这里,何老先生放声大笑说,“啊,小学数学教材在李润泉先生眼中,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是个美人呢!”)

关于教学方法,李润泉老师说,不止一个刊物宣传用歌诀法教数学,这个方法就不好。数学最重要的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数学概念的理解非常重要,不能用死记硬背的方法。 

关于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李润泉老师说,数学和语文不同,语文过了文字关,就要让学生大量阅读。数学教学既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不能和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对立起来,教师的讲不能理解为注入式,要看到这一面,也要看到另一面,片面就容易出问题。小学数学教学大纲上有句话,不仅要让学生长知识,还要长智慧。要让学生把基本的东西搞会搞活。能够举一反三,灵活运用。

李润泉老师十分肯定《湖北教育》杂志为小学教师服务,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办刊宗旨,他希望我们的编辑要懂得教学规律,参与教学研究,办刊物有倾向性,不能有文必录,要对教学改革起到导向和引领作用。

(在何畏同志和之后两任总编辑的领导下,《湖北教育》杂志一直坚持“以教研促编刊”的办刊方针,要求每位编辑成为自己所负责学科的行家里手,这一特点正是在1980年代,在教学改革风起云涌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师们交流中逐渐形成的。)

袁微子老师重点和我谈小学作文教学,这是他正在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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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微子先生

袁微子老师说,许多老师都在讨论小学生作文序列的问题,他认为不能就作文论作文,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与作文有关的问题,第一是日常的观察,观察事物,观察社会,观察自然。观察是学生从实践中获得作文资料和题材的前提。写作必须有具体内容。通过观察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这两种能力是作文所必须的。特别要避免作文中的形式主义,现在市场上的出版物存在这样的影响,一定要避免。

袁微子老师说,作文要和学生的课外阅读,和学生对日常事物的观察结合起来,作文序列要考虑学生思想认识水平的发展,表达能力的提高,两者结合起来考虑。

学生作文要从内容到形式,让孩子们有话可说,有话想说,然后到怎样说,怎样写,这样作文水平就上去了。不要走形式主义,一开始就讲审题选题、用词造句,有话可说,有话想说的时候,学生一般不会有语法错误,只有无话可说而又不得不说,还得去模仿别人的话来编造,错别字和语法错误就都来了。老师逼学生这样做,学生出错,老师就讲语法,再让学生去造句,学生对抽象的语法不理解,造句又是不通。这样教作文,忽视了写作的源泉,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袁微子老师认为,作文训练要从一年级开始,让孩子们懂得观察事物,“有话可说,有话想说!”这是袁微子老师反复强调的两句作文训练的至理名言。至今还是那样令人振聋发聩!

(悲哀的是,如今市场上依然充斥着形式主义的“作文指导”和作文培训班,其做法就是袁微子老师最反对的“教孩子们编造”,不去教孩子们观察社会、观察自然,观察身边的事物。小学生作文时,无话可说,而又不得不说,苦不堪言。今天我们想起袁微子老师的教导,依然是作文教学中最重要的东西。)

刘默耕老师和他的小学自然课改革

这次采访最大的收获是对刘默耕老师小学自然课改革的了解。

采访了小学数学和小学语文编辑室之后,我满载而归,兴奋地向刘默耕老师汇报我的收获。刘老师问我是否了解小学自然课。此时的我真是一张白纸,对小学教育尚未入门,更谈不上对小学自然课这样冷门学科的理解。好在我毕业于理工科大学,对科学教育很有兴趣,第二天第三天就用了两整天的时间,听刘默耕老师讲自然课改革的理念,听刘老师讲自然教学改革的大纲、教材和那些精彩的试教课。

默耕老师告诉我,我国的传统教育中没有科学课,只是在儿童识字教学中加进去一点自然事物——风云雷电,山川河流,花鸟虫鱼等等。到了1903年戊戌变法,废科举,兴学校,“废读经,学科学”。小学教育中才有了一门科学课叫《格致》,至今还不到80年,是最年轻的一门学科。

《格致》后来曾经改名《博物》《理科》《常识》《自然》和《自然常识》等,教材最早是从日本引进,日本教材又源于欧美。解放后从苏联引进《自然》课。凡此种种,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教给儿童一些浅近的科学知识”作为教学目标。

今天我们面临着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使命。“四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能否培养出未来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劳动者和具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各级各类的创造性人才,能否极大地提高全民族、全体劳动者的科学素质。所以今天的小学科学教育格外重要,自然课改革势在必行。

一些经济和科技发达的国家,都十分重视自然课,例如美国儿童从学前班到六年级共学七年自然课,总学时比我们多三倍有余。他们的教育部、科协和许多著名大学,为了适应现代化社会开发人才的需要,都设有专门的基金和研究中心来研究小学自然课的目标和教材教法。

刘老师说,我国小学校当时使用的《自然常识》教材是1978年在旧教材的基础上“急就章”编写出来的,基本上是各学科知识分门别类堆叠的“压缩饼干”,教法就是老师讲,学生听;老师做,学生看;老师考,学生背。远远落后于当今世界小学科学教育着重培养孩子创造性思维的历史潮流。

(注:人民教育出版社自然编辑室当时只有三个人,刘默耕、李培实和殷志杰,1983年,从北师大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了优秀毕业生王岳和蔡矛。这才是人教社自然编辑室“兵强马壮”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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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自然编辑室

由左至右:殷志杰 李培实 刘默耕 王岳 蔡矛

为了弥补我国小学科学教育和世界经济、科技发达国家40年的差距,刘默耕老师率领当时只有三个人的团队,翻译研究国外小学科学教育的教材教法,从中学习世界小学科学教育先进的理念。力求使我们的新大纲和新教材,和发达国家的科学教育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起航。

刘默耕老师是一位革命家加学问家。毕业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的刘默耕老师和毕业于北大的夫人刘容40年代投身中国革命,曾经担任延安保育院和行知小学的科学教师和语文教师。抚育革命烈士和革命干部的子女在炮火中、在“马背上的摇篮”里成长。

解放后,刘默耕老师从育才小学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小学科学教育的研究,他是我国建国之后五个自然教学大纲的制定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科学的春天”,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改革的热潮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刘默耕老师创造性地进行了我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小学科学教育改革。

刘默耕老师并不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一无是处,他特别重视从传统教育中汲取精华,例如孔夫子的“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闻一而知十,执一而绳百”“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陶行知的“解放孩子”,叶圣陶的“教是为了不教”,甚至解放战争时期革命部队里的“官教兵,兵教官”。古今中外教育理论中只要实践证明是好的,有用的东西,都融汇到人教社自然课的改革中。

1981年3月教育部新颁布的小学教学计划把过去只在四五年级开设的《自然常识》课增加了一年,提前到三年级开设。

1982年,教育部颁布了新的自然教学大纲(试用稿),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新大纲编写了新教材,大纲的基本精神,教材的编法和教学方法,从路子来看,是180度的大转弯,从这个角度讲,这是一门与以往大不相同的一门新课。

刘默耕老师说,传统的自然常识教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着重点放在知识的灌输和聆记上,新大纲和新教材则把着重点转移到发展能力上来。新教材的指导思想是,力求自然教学的过程“一举多得、一箭多雕”。在使儿童获得科学知识的同时,培养他们学科学、爱科学的志趣和能力。

为什么是“志趣”不是“兴趣”?因为希望孩子们不仅是爱科学,更要从小立志学科学用科学,成为有良好科学素养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什么是能力呢?大纲所讲的能力是观察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动脑的能力、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和自行获取知识的能力,知识是有限的,能力是无限的,培养能力会使儿童受益终身。

如何达到“一举多得、一箭多雕”的目的呢?新教材用生动有趣的自然现象去引导儿童发现问题,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引导他们兴致勃勃地去学习科学,热爱科学。

新教材没有枯燥的说教、死板的定义套话,也没有让孩子们死记硬背的内容,而是让他们从观察中学习、理解、记忆。

刘默耕老师说,我们今天自然课的改革,是为了培养20年之后使中华民族腾飞的科学巨人,“我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是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大病初愈,体重不满80斤,但是极其瘦弱的刘默耕老师,讲起自然教学改革时是那样声情并茂、神采飞扬,两眼闪闪发光。激越的情感常使我不由得热泪盈眶。

当年采访归来,湖北教育杂志的总编辑何畏同志听完我的汇报,仔细看过我带回的1981年教育部颁布的小学自然新大纲和正在编写试教的新教材,编辑部几位领导研究了教育部关于小学自然课改革的新精神,当即决定,从第六期开始,《湖北教育》杂志每期48页版面中开设小学自然教学专版4页,刊登自然教学改革的文章和试教经验,支持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自然课改革。而这个新的专版就交给我这个任职不到一年的理科编辑。

从此以后,全国自然教学的各种研讨活动都少不了湖北教育编辑的身影,1984年,教育部在人教社召开的全国14省市小学自然教学改革研讨会还有湖北省教育厅的副厅长白雪光同志参加。

1985年,在刘默耕老师的积极倡导下,在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邹时炎同志的支持下,湖北诞生了我国第一份自然学科的专业杂志《科学启蒙教育》(后来改名为《小学自然教学》),2003年改名为《科学课》)至今仍然是小学科学教育研究会的会刊,而小学科学教育研究会的秘书处就在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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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默耕老师和《小学自然教学》编辑部的同志合影

自左至右:刘默耕 刘沛生 叶芬 姜允珍

2013年,湖北教育报刊社总编辑刘沛生先生为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的刊物《桂馨之友》写过一篇刊首语——《一个不能忘却的名字》,文中说:

“现在的科学教师知道‘刘默耕’这个名字的,大概不是很多了。倒过去30年,这个名字在小学科学教育界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当时刘默耕先生倡导了小学自然课的改革,而且卓有成效;因为他主持编写的1981年小学自然教学新大纲和新教材,开创了中国小学科学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新篇章。

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会以为小学自然课的改革是从改名为科学课才开始的,这是一种误解。

现代科学教育和旧有的科学教育的区别,实质上是教育教学目标的不同,并因此而选择的学习方式的改变。这门课程叫什么名字不是主要的。刘默耕当时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对自然课着力进行改革的。

他提出首先要把自然课由“知识性”课程改变成为“教育性”课程,就是要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思想方法;他提出自然课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书本,而是大自然,应该通过“搞科学”去学习。就是要把“接受式”学习变为“探究式”学习。那些深入浅出的教育理论,那些生动的课例对我们今天的科学课改革依然有宝贵的指导意义。

刘默耕最大的贡献是提出把“为什么教”作为“教什么”、“怎样教”的前提来研究教学。我们的教育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帮助受教育者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叶圣陶先生一再强调的“大目标”。现在有些老师对怎样的课才算好课都有点惶惑了,原因恐怕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对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了多少?有怎样的进展?刘默耕老师没有来得及深入地研究,但他提供了原则和思路,这是我们今天改革科学教育不能忘却、应该传承的珍宝。(湖北教育报刊集团编审 姜允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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