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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金林:喜见老社长叶圣陶先生的精神在传承

——写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70周年之际
作者:商金林 发布时间:2020.11.16
人民教育出版社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上小学和中学时读的课本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以下简称人教社),可以说是读人教社的书长大的。数理化课本我大都忘了,记得最深的是语文课本,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老公公拔萝卜》《乌鸦喝水》《猴子捞月亮》《朱德的扁担》《吃水不忘挖井人》,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金色的鱼钩》《老山界》《飞夺泸定桥》《母亲的回忆》《英雄的十月》《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的至今还能背诵,这些课文给予我的不仅仅是“语文知识”,还有思想情感的熏陶和为人准则的启蒙与引导,用当下最流行的话说是“打了精神底子”。课文的作者让我敬慕,我对人教社的编辑也感恩在心。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把叶圣陶先生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对“编辑”乃至对人教社有了更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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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的叶圣陶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担任过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民进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许多重要的职务,可他谈起自己的职业时说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人们总以为他谦虚,其实不然。圣陶先生早在1921年写的文章《“先驱者”》就是专谈“编辑”的,在谈到编教科书的“感情”时说:

我的脑海里立时涌现无量数未成熟的人,他们很急迫地求索精神的粮食,希望达到超过祖先的壮健;而这里是满贮着他们的粮食的仓廪呵!未成熟的人,你们好好儿吸取和消化你们的粮食……它们——教科书……

进而又说到“编辑”应该“都是富有经验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种科学的学者”,“是追踪时代探测学海的引导者”,是“永远奔驰于进取的道路”的“先驱者”,所编纂而成的教科书“是现时代最合用的教科书”。在后来的文章中他还谈道:大学教授教的往往只是一个班、一个学校,编辑面对的是全社会的读者;大学教授可以专攻某一个学科,做“窄而深”的研究,而编辑涉及的面很广,必须是“杂家”。一个有见解、有眼力、有主见、有决断的编辑才能够与作为“专门家”的作者交流对话,才能对“专门家”的著作“咬文嚼字”,添毫点睛。作为人教社的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圣陶先生的博识、认真、谨慎、谦虚、诚恳,以及“唯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的境界,为人教社乃至整个出版界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圣陶先生常说,编教材不能“拉到篮里都是菜”。从人教社成立之日,到1966年“文革”开始的十六年间,圣陶先生在人教社主持选编的语文课本,对“选文”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加工”,使之真正做到“文质兼美”,“有裨于学生之诵习”,不仅像孙犁的《荷花淀》、赵树理的《地板》、老舍的《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茅盾的《记梯俾利司的地下印刷所》等名篇,编入语文课本时都作了推敲,就连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也一一打磨。鲁迅的译作《煤的故事》,全文将近三千字,编入《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时,删减了七百多字,题名改为《煤的对话》。郭沫若的《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屈原》,将近一千九百字,编入《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二册时,删减了八百多字,题名改为《屈原》。对选用的近代小说和古文,大多釆用变通的手法,据原文进行改写,使之成为纯粹的口语,或酌加注解和提示,使之容易理解后才编入课本。周作人在《〈枝巢四述〉序》中说过:“名山事业未足为奇,唯能以法施人,念及童蒙,委曲敷说,斯乃胜业,值得赞叹耳。”圣陶先生和人教社同人所从事的就是“念及童蒙,委曲敷说”的“胜业”。圣陶先生在从事这一“胜业”时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和所建立的规范,成了人教社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人教社第一第二两代编辑人耳濡目染,对圣陶先生的记忆最深,这里列举他们写的几篇怀念文章:

蒋仲仁:《呕心沥血  全力以赴——为语文教学劳作了几十年》

张志公:《读其书,受其益,敬其人——圣陶先生永远督促我上进》

刘国正:《先生之长  山高水长——在人教社极严格地做教材工作》

王泗原:《一代师表  万流仰镜——四十年受知爱深》

张中行:《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记叶老重视语言和文风的二三事》

仅从标题就能看到,是圣陶先生的“范式”让他们“受益”,令他们由衷地钦敬。上世纪50年代,吕叔湘先生也曾在人教社兼任过副总编辑,他在《立身治事  长仰楷式》一文中引了他在圣陶先生去世后做的一副挽联:

交情兼师友,四十八年,立身治事,长仰楷式。

道德寓文章,一千万字,直言曲喻,永溉后生。

蒋仲仁、吕叔湘这几位前辈我都见过,虽说他们与圣陶先生的关系是“亦师亦友”,可他们都把圣陶先生奉为“凤仪矩范”,“长仰”“永溉”。至于“文革”后才进入人教社的编辑出版同人,他们和第一第二两代编辑同人一样,真诚地把圣陶先生奉为学习的楷模。我有幸担任了叶圣陶研究会的副会长,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时任人教社社长的韩绍祥先生也担任了叶研会的副会长,我们就学习圣陶先生有过很多交流。韩社长处处践行圣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和编辑思想,“像叶圣陶先生那样做编辑”的倡议书就是他拟定的。韩社长还策划在人教社布置了圣陶先生纪念室,在圣陶先生早年执教过的甪直古镇建立了人教社员工教育基地,号召人教社同人切切实实地向圣陶先生学习,弘扬圣陶先生的思想和业绩。

论资排辈,韩社长该算是人教社人中的第三代,他们这一代人承前启后,以身示范,把圣陶先生精神发扬光大。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教社文化教育编辑室主任刘立德同志和编辑胡兰江女士,该是人教社第四代和第五代的编辑了。他们知道我在研究圣陶先生,就约我编撰《叶圣陶年谱长编》。《叶圣陶年谱长编》出版后,又约我写《叶圣陶全传》,此外还约我编过《叶圣陶抗战时期文集》《叶圣陶童话全集》《叶圣陶甪直文集》,以及曾与圣陶先生长期共事的文学家、教育家的集子,如《夏丏尊教育文存》和《朱自清教育文存》。在立德同志和胡兰江女士身上,也展现着圣陶先生的精神风范。他们看稿时逐字逐句仔细咬嚼,编辑加工、校对整理一丝不苟,需要修改的地方会很坦诚地提出建议。《叶圣陶年谱长编》和《叶圣陶全传》书稿中有几则较偏的资料,他们就要求我把“原件”拍下来发给他们核对;与此同时他们又很尊重我的意见,就连版式、插图和封面装帧设计也会和我商量,孜孜追求书的品位,力图做得尽善尽美。

立德同志是叶圣陶研究会副秘书长并兼叶圣陶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的主任,胡兰江女士是叶圣陶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去年十月,立德同志在人教社主持召开“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125周年座谈会”。我应邀与会并作了个很简短的发言,说的是某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谈的内容是“宋云彬日记里的课本编审者”。这篇文章对《宋云彬日记》所作的“摘句”式和“割裂”式的研究,有违史料运用必须“顾及全篇”与“顾及全人”的原则,结论有误。立德同志在会上就希望我把“发言”写成文章,以正视听。《宋云彬日记》有两种版本。一是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大开本,书名叫《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以下简称《红尘冷眼》),二是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的三卷本,书名就叫《宋云彬日记》。《红尘冷眼》刚一出版我就买了,《宋云彬日记》我得到消息晚了,未能买到,北大图书馆只有“库本”,不能外借,我只能到“库本阅览室”阅读,太不方便了。没想到胡兰江女士有收藏,第二天她就用快递送来了。我受到他们的鼓动和帮助,写了篇将近三万字的文章,题为《〈宋云彬日记〉的心态辨析——兼论史料研究必须“顾及全篇”与“顾及全人”》,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

记得圣陶先生曾经说过“编辑要有职业敏感”,既要发现好的选题,还要发现新的作者;圣陶先生还说过“开明书店的成功经验就是出一本书交一个朋友”。从立德同志“怂恿”我把“发言”写成“文章”,以及胡兰江女士提供《宋云彬日记》这些细微的事情上,可以看出他们这些编辑人也得到了圣陶先生的真传。出版是一个时代的晴雨表,担负着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使命,所以“像叶圣陶先生那样做编辑”就显得特别重要。编辑是“杂家”,是时代的“先驱者”。在隆重纪念人教社建社70周年之际,我真诚地向人教社的编辑人献上深深的敬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 商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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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2020年7月15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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