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上课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策勒县小学五年级（1）班的小艾同学，和其他同学的表现没什么不一样。只有下课后，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的他，才会因行动不便需要接受同学的帮助。
5年前，小艾的父母因为担心孩子的身体状况，差点儿不让已达到入学年龄的他走进小学大门。在学校教导主任的反复沟通下，小艾父母才同意送孩子上学。
刚上一年级的小艾不适应出门的节奏，在平地上走路经常会摔倒，父母又动了让他回家的念头。经过老师多次做思想工作，告诉小艾父母孩子到校学习的好处，比如孩子需要同伴陪伴，需要用知识来丰富精神世界，必要的体育锻炼有助于身体发育，等等，终于稳住了小艾的求学之路。
帮助小艾上学的经历，只是52个未摘帽贫困县近年来致力教育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小小缩影。
向义务教育阶段“零辍学”迈进
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是教育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两不愁三保障”的底线目标之一，事关脱贫攻坚的成效和全面小康的成色。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6月14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2019年初的60万人减少至6781人，下降了近99%，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由20万人降至97人；52个未摘帽贫困县辍学学生由8.2万人减少至433人，下降了99.5%。
急剧降低的数据背后，凝结着教育部门尤其是52个未摘帽贫困县教育部门的辛劳与心血。
今年疫情期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教育局派驻东乡族自治县锁南镇乔文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马麒，对20名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风险较大的学生进行了走访。除了反复宣传法律法规外，还要宣传一些比较有吸引力的政策，如“两免一补”政策及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对一些年龄大、辍学久的学生，他还有针对性地介绍职普结合的热门专业。
有一家女娃，家里人怎么也不同意她再上学，觉得还不如在家多干点农活。马麒和同事先后家访10次，苦口婆心打电话动员、入户动员。
“最终，我们成功了！女娃现在在锁南镇民族中学上学。”马麒自豪地说。在马麒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东乡族自治县16个乡8个镇，辍学现象清零。
近年来，东乡族自治县不仅实现了学生有学上，学校也成了每个村子里的最美建筑。全县累计投入1.63亿元，实施东乡六中等31所寄宿制学校和5个教学点建设项目；投入4200万元实施119所学校“温暖工程”项目；累计投入3158.4万元，为330多所中小学配备信息化教学设备；全县151所义务教育学校通过标准化学校州级验收。
在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教育部门双管齐下，采取增大分母的方式，让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达到“最大值”。科学调整校点分布，恢复部分校点，切实解决好全县11个易地搬迁安置点近3000名学生的就学问题，让适龄儿童少年全部实现就近入学，逐步消除城区学校的大班额现象，合理安排随班就读或送教上门。
为切实解决进城集中安置、同步搬迁、自行搬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问题，宁蒗还持续加大新建学校力度，优先安置搬迁户家庭学生。2017年3月，投入2.37亿元，在县城新建小凉山九年一贯制学校，2018年9月招生。所有搬迁户学生均得到优先安置，做到了所有孩子都有学上，都能上好学。
另外，宁蒗教育部门采取减小分子的方式，让辍学生数量达到最小值。受“读书无用论”“打工潮”等因素影响，宁蒗控辍保学形势一度严峻，针对这一难题，县教育系统咬牙啃下“硬骨头”。严格落实控辍保学“双线四级”责任制，压实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家庭等诸方面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确保控辍保学取得实效。采取依法控辍、资助控辍、情感控辍、责任控辍、质量控辍“五措施”，严格执行依法控辍“四步法”，以达到处罚一人、警示一片的目的。
按照近日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作健全义务教育有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要求，52个未摘帽县作为主战场，“三区三州”作为决战地，要以控辍保学为主攻点，从政策、资金、项目上给予倾斜支持。全面梳理已复学和仍辍学学生情况，一人一案制定工作方案，继续加大劝返力度，确保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今年秋季学期全部应返尽返。坚决防止因疫情造成新的辍学。到2020年底，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持续常态化开展控辍保学工作，形成义务教育有保障长效机制。
“有学上”的下一步是“上好学”
把辍学学生劝回来，只是第一步。如何真正留住他们，让他们喜欢上学、喜欢学习，是控辍保学接下来要面临的最关键问题。
前几年，走进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的一些乡村学校课堂，一个“老爷爷”教师包班，受教学能力限制，开不了音乐、美术课的情况还很常见。
为了让农村贫困孩子享受同等优质教育，西吉县以教育改革为突破口，实施城区强校与乡村薄弱学校“帮带”管理，大力推行城乡结对，校长教师互相交流轮岗，在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上做足文章，统筹配置县域教育资源，推进城乡共建共享教育公平。
西吉县以中心小学为单位，优化组合辖区内教师队伍结构，探索出在线课堂应用基本运作模式，解决乡村学校课程开不齐的问题。以“城乡发展共同体”为单位，形成同堂听课、同屏互动、同步教研等同步在线教学教研模式，构建城乡教学共同发展机制。
“每年，我们县教体局都要从城区抽调优秀教师赴乡镇农村学校交流。县城老师们将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带下去，让乡镇农村学校的孩子和县城的孩子同样能够享受到良好的教育资源。”西吉县教体局局长王自元说。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大山深处有一所现代化的时髦小学——大歹小学，和人们对深度贫困县的刻板印象完全不相符。
除了教学楼建得好、校园漂亮，学校的任课教师也让山里娃惊喜不已。为了让大歹这个教育洼地变成教育高地，从江县从各乡镇中心小学选派优秀教师。同时，贵阳市南明小学还积极响应贵州省教育“组团式”帮扶工作安排，于2019年11月全面接管大歹小学。
据南明小学校长曹凤英介绍，南明小学帮扶团队的担子不轻。他们要着力解决大歹小学教育意识落后、教育能力落后、教育水平落后三个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全面加强学校管理和学校文化建设，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帮助学生改变生活习惯。
在从江，大歹小学只是社会合力帮扶从江教育的一个样板。近年来，从江县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极大地改善了各校的办学条件，校园环境更为优美。县里还紧紧抓住东西部扶贫协作机遇，全县98所乡镇完小以上学校与浙江杭州萧山区、江苏南京优质学校建立“一对一”结对帮扶关系，并通过乡镇完小以上学校对所辖94所村小、教学点进行辐射，实现全县所有农村中小学校“组团式”帮扶全覆盖。
刘诚平是从江县通过“银龄计划”，从杭州市引进的两名杭州退休教育专家之一。到从江一中担任校长后，他不但大力开展课堂教学改革，动手编写各种教学计划、教案评价量表，与备课组研讨教学问题，为全校教师作学术讲座，还积极引入多个来自杭州的优秀教育专家团队。
“我们要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真正把从江的师资做强。”刘诚平说。
“当前，从绝对数量来看，在教育扶贫工作团队的努力下，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得到了实质性改善。”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秦玉友说。秦玉友将2017年全国31个省、区、市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指标数据的因子分析结果与全面改薄的成绩相印证，结果发现从横向来看，农村教育“仍有很大改进空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然显著”。
在他看来，只有输出有质量的教育“，最美建筑”里才能留下希望。
精准发力把政策优势发挥到极致
当前，教育脱贫攻坚已经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然而，收官之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关键节点如何精准发力，怎样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打响打好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总攻战，成为摆在52个未摘帽贫困县教育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当前，面对种种困难，各地拿出了更大的智慧和勇气，创新体制机制、工作方法和思路。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通过认真排查，精准识别，为全县经过多轮比对排查出的70628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建立了档案和台账，并通过省级财政学前教育政府助学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普通高中助学金、生源地助学贷款、优秀贫困学子奖励计划等近20项教育惠民政策，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覆盖的学生资助体系，对各学段学生进行资助。“十三五”期间，全县共计投入资金10.96亿元，资助学生112万人次，教育惠民政策走进千家万户。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把实施教育惠民政策作为化解贫困群众上学难问题的有效手段，深入实施幼儿园保教费减免、义务教育阶段“三免一补”、普通高中学生资助、中职学生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教育扶贫救助基金等惠民政策。
一是做好宣传强覆盖。积极通过家长会、班会、坝坝会“、万师进万家”活动等载体，大力宣传教育惠民政策，持续提高群众政策知晓度。二是强化培训奠基础。积极组织片区会计、直属学校会计、学校分管负责人开展财务培训、专项资金管理培训，为政策资金落地落实奠定基础。三是落实政策解民困。按春秋两季集中实施的方式，分类分级做好各类人员资助，努力实现应补尽补、应助尽助。目前，越西县适龄儿童、少年100%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截至目前，全县累计筹集教育扶贫救助基金662.6835万元，支出405.321万元，救助贫困学生11727人。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者刘大伟看来，针对当下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策略，也应被纳入教育扶贫长效机制的考虑范畴。
“贫困群体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较弱，如何保证这类家庭的子女在特殊情况下仍然能够获取优质教育资源，不再‘找网上课’，不再‘栉风沐雨’，是建立贫困群体教育扶贫长效机制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刘大伟说。（作者：牧风，中国教育报刊社记者蒋夫尔、赵秀红、林焕新、梁丹对本文亦有贡献，《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0年第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