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里三次进藏，今年六月的这次边疆行，最为惊险。
开头就是下马威。报道小分队第一站的目的地是墨脱县。大家在林芝机场集结后，先与将要陪伴我们半个月的当地司机致谢寒暄。司机深谙欲抑先扬之道，一定保证大家路途平安的表态过后，甩出一句“这个时候没人会去墨脱”，因为正赶上雨季，泥石流、塌方、落石“，路说断就断”，听得人后背一凉。司机常年在西藏开车，驾驶技术过硬，家人为求平安，又将高僧开过光的护身符挂在司机脖颈，可谓硬上加硬，连保险钱都省了。只苦了我们，莫说护身符，连护胸毛都没几根。但边境的诱惑就在前方，于是长啸一声慨然上车。
这一趟，可谓状况频出——两次花式撞车、两人高反退出、一人突发疾病。惊险之外，收获亦丰。这是一次和路有关的秘境之旅，也是一次探访教师与路之故事的千里寻踪。
林芝市墨脱县背崩乡：曾被路摧毁的尊严
由于扎墨公路的开通，墨脱在2013年10月已经摆脱了“中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的名号。只是，这条路的路况实在过于“随机”。如果一场暴雨带来的泥石流冲垮道路尚在我们的理解范围，那么一只觅食的山猫踩松的一块石头也有可能引发塌方，考验的就是我们的想象力了。
墨脱孤悬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带来的降雨异常充沛，再加上地处两大板块交接带，地震频繁。这造就了墨脱一带脆弱的地质条件，一条全年全天候通车的公路，目前在当地还属于“科幻题材”。
中国教育报刊社“边疆行”西藏报道组与当地师生合影。单艺伟 供图
好在还有脚。土生土长的墨脱教师们，都有着相似的成长历程。从小在茂密的亚热带雨林里蹦跳，躲过毒蛇和蚂蟥的袭击，长大后收拾行囊，步行四天四夜走到林芝上学，然后再考入拉萨，读完大专或者本科，通过教师招聘考试，兜兜转转，又回到墨脱。这十几年的时光里，一双脚，是他们最靠谱的交通工具。从海拔600米的县城出发，花几天几夜，顶着印度洋暖湿气流兜头浇下的瓢泼大雨，穿越亚热带雨林，然后再翻过海拔4200多米的多雄拉山口，在高原反应的折磨和布满积雪冰渣的碎石上蹚出自己的未来。汽车轮子走不了的路，脚可以；汽车轮子翻不了的山，脚可以。
在背崩乡中心小学任教20多年的多杰仁青，就是这样一名教师。他很瘦，身上的衣服总显得有些松垮，话也不多。但我觉得他是个猛人。真正的猛士总是选择直面人生，而他，看过外面的世界，最后又一头扎回墨脱。这样的人不是勇士还有谁能算是？
想从多杰仁青身上找出奉献、扎根这样的关键词很容易。他自己也不避讳这一点。在西藏条件恶劣的地区，教师的调动相对比较容易，待够一定年限，总有机会去好一点的地方。多杰仁青固然是本地人，但能待那么多年，没点奉献精神是不行的。
但这样一位猛人，心里却藏着巨大的伤悲。2004年，大雪封山，多杰仁青生病的哥哥和姐姐困在墨脱县城无法送出，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至死都
不知道病因。6年后，多杰仁青因感冒感染肺炎，在墨脱治不了，只能走到林芝。他请了一个人，带着他一起翻山。因为生病，往常走惯的山路变得异常艰难，那一路，多杰仁青的情绪异常低落。他说当时对自我的怀疑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上了10年学，是家里读书最多的人，一直笃信知识改变命运，可是当亲人生病时，自己却束手无策，到了自己生病，更是连一个小小的感冒都对付不了。
说到此，多杰仁青突然流泪。
我理解他的眼泪既来自对逝去亲人的怀念，也来自自我怀疑的苦痛。然而，这不是他的错。墨脱的路就具有这样的能力，它发起脾气来，足以抹平所有人的社会鸿沟。不论你是饱学之士还是目不识丁，当你一连几个月活动范围被圈在一个小县城里，外界资源输入近乎断绝，所能指望的无非就是平稳度过这段日子，千万不要惹上超出县城处理能力以外的麻烦。
当然，墨脱的路没有摧毁勇敢的多杰仁青。他说，那是他参加工作以来唯一一次对自己选择的怀疑。后来他顺利走到林芝，接受了良好的治疗。这些年，墨脱的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资源取得长足进步，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多杰仁青教过的学生里，不少人回来建设家乡，这是他最为骄傲的事情。曾经被路摧毁的尊严，一旦重生，发出的是更加耀眼的光芒。
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宗乡：路尽头的中国教师
在扎西宗乡完全小学任教的老师里，本地人不多。王洪章是考到西藏大学的四川人，毕业后通过教师招考分配到这里。从定日县城到扎西宗乡的
盘山路号称有108道弯，王洪章当年来的时候没数过，我这次来也没数清。由于车一直在转弯，我和当年的王洪章一样，在车里像沙包一样被甩来甩去。
副校长格桑罗杰资格老。他当年来报到时，路还是土路，一边甩一边颠簸，同行的一名女毕业生绝望地哭了一路。如今，这名女教师也成了附近一个乡完小的校长。那段哭泣的往事，成为这些中年人的愉快回忆。
如果说墨脱的路代表着艰苦，那么扎西宗乡的路则代表着遥远。我在扎西宗乡完全小学听教师王洪章的故事时，忽然感觉很玄幻。我打开手机地图，数据清楚地显示，扎西宗乡完全小学距北京天安门4128公里，距拉萨布达拉宫558公里，距珠穆朗玛峰45公里。生活在距首都心脏如此遥远的一个小山乡的人们，跟我用同样的语言说话，用同样的方式思考，维护着同样的民族尊严。中国的辽阔与伟大，一霎时体现在这座珠峰脚下的小学校里。
这所小学有28名教师，除了王洪章是汉族，其他都是藏族教师。他们把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发生的故事和5000年积淀的时光讲给孩子们听，告诉孩子们塑造我们的文明从哪里来。
按照拍摄计划，第二天，我们和七八名学生一起来到距学校一个小时车程的珠峰大本营，以珠峰为背景拍摄学生们唱歌跳舞的画面。我们抵达时，大本营一带散落着百十来名中外游客。当身穿民族服装的孩子们手拿国旗出现在大家眼前时，引起了一阵小小的热烈的骚动。人们聚拢前来，欣赏孩子们的表演。表演结束后，中国人外国人都排着队跟孩子们合影。
珠峰雪白，红旗鲜艳。王洪章接到自己被分配到定日县的电话时，正在一辆公交车上，旁边的同学听到他的去向，爆发出夹杂着同情和幸灾乐祸的笑声。定日县与其他三个偏远的县因条件艰苦，被调侃为日喀则市的“四大金刚”。在这个“金刚县”的一角，王洪章跨过数不清弯道的盘山路，在珠峰脚下诠释着中国教师的意义。
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带一路”的春风
我们到达吉隆镇已是晚上10点，由于时差，这个点正值小镇热闹的时候。吉隆镇完小校长格桑是本地人，他一边和我们散步，一边讲吉隆镇的历史。原来，1961年，吉隆镇就设立了开放口岸，但由于基础设施不健全以及中尼樟木口岸兴起等原因，吉隆口岸的发展始终不尽如人意，当地老百姓并没有从口岸中得到多大实惠。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吉隆口岸终于迎来大发展。“一个标志就是本地村民都盖起了多层小楼，干得好的每月光租金收入就有十几万元。”格桑说。这个数字着实让我们吓了一跳。
经济社会大发展，学校也受益。吉隆镇完小拥有宽敞的塑胶操场、坚固的教学楼、整齐洁净的宿舍楼，教室里计算机、电子白板一应俱全。难以想象，就在2000年，学校才建起了一座二层教学楼，还是当时全镇唯一一座框架结构的建筑。
对于那些来自吉隆镇周边村庄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家庭也得益于口岸的繁荣。热索村村民尼玛罗布在口岸旁边的街道上开了一家零售店，小到饼干糖果，大到冰箱洗衣机，什么都卖。两年多来，他已经有了固定的尼泊尔客源，生意越做越红火。以前家庭年收入全靠种地，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如今凭借这家小店，一年收入可达三四万元。尼玛罗布的儿子就在吉隆镇完小读书，放假时会来店里帮忙，别看才上三年级，收钱记账可是一点儿也不含糊。
学校副校长夏传武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开放的口岸对学生气质潜移默化的改变“。吉隆镇越来越开放，这么一个小镇，会聚了中国人、尼泊尔人、印度人，还有欧美来的游客。这几年的学生明显比以前开朗外向多了，我们教书得到的反馈也多了。以前难啊，我站讲台上讲一整节课，下面没一个学生跟我互动。”说起变化，夏传武很高兴。
尾声
在大城市待惯的我们，平时对路的感受，大概只剩下堵车带来的焦躁。而到了西藏，深入边境地区，仿佛才能真正意识到，路是发展命脉，是文化通道，是希望所在，是愿景所系。墨脱县、扎西宗乡、吉隆镇，这一行，路越来越好走，路的定义，也越来越宽。从无路到小路，从小路到大路，再从大路到宏大的“一带一路”，生活工作在边疆的教师们，在路的变化中，感受自身的起伏，收获职业的快乐。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