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在驻英使馆教育处与英国老师合影
十年磨一剑，命运＋信念成就梦想
1972年4月14日，我有幸成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山东大学外语系，从此与“外语”结缘。
学习英语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让我看到了外部世界，也如同上了一条“船”，游弋在大洋两岸。身在彼岸心在此岸，身在此岸心系彼岸，一颗心如一座小岛，让两岸不再遥远。进入山大后我专门拜访了负责招生的赵老师，他说：“你是为外交部培养的15名人员之一，如果未来政治上和业务上过得硬，就可进入外交部工作。”
凭着山里孩子吃苦的精神，凭着一股子牛劲，也凭着工农兵学员的感恩与担当，我刻苦学习、以勤补拙。一年后，我从班里的宣传委员到班长，从全校五好团员到全系第一批入党，又从学习成绩排名年级中下水平进到前20名。我不知济南有多大、曲阜有多大，因为我心里装着外交部，装着天下；也不知冬天有多冷、夏天有多热，因为心里只有春种秋收。
1975年暑假，期待已久的分配方案公布了，我被留校工作。据说外交部名额被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取代，我的外交梦碎落在山东大学七号楼前，化作“老师”“辅导员”。
没想到的是，1978年9月16日，我有幸作为国家公派留学生赴英国杜伦大学留学，从学外语到留学海外，与“外”字的缘分更为密切。
杜伦大学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同属学院制大学，传统和幽默是其两大特色。课堂上，老师总是西装革履，一口一个女士、先生，这样的礼貌和尊重让我们这些习惯师道尊严的东方学子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也有些不适应。我们私下送给导师彼得·格兰德一个雅号“赶奴隶”。他满腹经纶，讲起课来海阔天空，从文学到历史，从文化到艺术，从宗教到建筑，我们听得云里雾里，一知半解，也有些脑洞大开，半堂课还没有消化又要开始交流互动，让我们那点英语水平和知识面暴露无遗。
除了每天的阅读作业外，每周末老师还开出一串儿的书单，布置一篇读后感。我们的作业经常被改得满篇通红，有些惨不忍睹，再加上格兰德老师的书写像蝌蚪文，在改错的同时我们还要熟悉他的笔迹，更增添了自身学习的压力。
正是在这样严格而又残酷的训练下，我们忘记了春与秋，忘记了白与昼，忘记了节日，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生日，宿舍、教室、图书馆成为留学生活的三位一体，学业也不知不觉在大量阅读、互动和写作中不断精进。
1979年在剑桥大学与李约瑟合影
英国餐本来单调无味，学校伙食基本都是快餐，烧土豆、土豆泥、炸土豆条，或者是煮鸡蛋、炒鸡蛋、煎鸡蛋，再就是上午茶、下午茶、高茶（High Tea），可谓“English has nothing but English”。但这一切对于肩负国家命运前途的中国学子而言，根本没有时间品味，没有时间去浪费，只能只争朝夕，奋力拼搏。看到大英博物馆里的精美明清瓷器，看到利物浦用庚子赔款边修边开放的现代化教堂，更加激起我们的求知欲、上进心、责任感。
为学好英语，我们利用各种机会与各阶层人士交流：上层操的牛津音，中层讲的标准话，市民说的土话；上层人读《卫报》《泰晤士报》，下层人读《镜报》《太阳报》。为了解英国和欧洲文化，我们学习历史、圣经、拉丁文、音乐艺术，暑假打工，教英国孩子打乒乓球，参加暑期班，与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讨论中国科技。
为将来做一名好老师，读书购书成为我们的挚爱。读书、读好书、读有用的书，我们节省每一枚便士，购买新版图书和大量的名著二手书。面对浩瀚的书海，选择成为一种能力、一种积淀、一种成功的路径。
那时候大家最高兴的时刻莫过于外交信使抵达中国驻英使馆的日子，但最郁闷的时刻也莫过于此。当时通过外交信使传递信息是我们与国内亲友唯一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按月派一名同学到驻英使馆送信件并取回来信。取回信件后，全体同学要举行“隆重”的发放仪式，点到名字者如金榜题名，两次或三次点到名字者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热泪盈眶；而点不到名字者则会黯然神伤。我经常属于后者。因为我夫人在县城，加上有孕在身，时常忘记外交部授信的日期。1979年春节，我一次收到三封信，成为最幸福的人，当我看到儿子的满月照片时，激动地当众对着东方大喊：“我做爸爸了！我做爸爸了！爸爸要送你一个名字，魏国强！”
从1972年到1981年的10年间，我从一个牛倌成为一名世界著名大学的研究生，经历了风雨，增长了见识，锻炼了应变能力，为未来从事教育外事、教育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础。
无私奉献＋忠孝难全谱写外交官的人生
1981年秋，我完成学业回到山东大学。时任校长吴富恒把我留在外事处担任他的英文秘书，与“外事”结缘。接送外国专家经常要到北京、上海甚至广州，与专家同行可以乘飞机、坐软卧、住三星级以上的酒店，跑单帮只能坐硬座、住学校招待所。那些表面上的风光常被认为是委以重任干大事，我内心的委屈却是难以从事专业教学，把青春年华抛在了旅途。我也常被同事调侃是“说洋话、吃洋饭、穿洋皮、放洋屁”。但既然老校长赏识就要调整心态，适应环境，适应英语和美语的不同，因为吴校长是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实践证明，跟随吴校长不仅开拓了我的眼界，结识了一批学界泰斗，丰富了学识，还长了不少洋见识，教了几个洋徒弟。
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工作期间与李肇星大使合影
1989年岁末，我被派往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教育处工作，从此与“外交”结缘。从事外交工作是自己多年的梦，到驻澳使馆工作是圆梦之旅。可到了驻澳使馆，方体会到外交官的两个方面：一是使命光荣，二是忠孝难全。作为一名外交官，要谨遵周总理“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遵守纪律”的十六字方针，当好“文装解放军”，要及时了解、掌握和跟踪驻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科技前沿动向，为国内教育改革与发展和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借鉴和支撑；要凭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怀，亲、诚、惠、容的理念，用自己的学识、胆识和大局意识树立良好的形象，营造友善的环境，传达和平的信息，拓展中澳交往和中澳教育交流的空间；同时要保护中国公民、华人华侨的合法权益和维护中国留学人员的利益。
1997年秋，我再度驻外，到中国驻美国使馆教育处工作。华盛顿是中国驻外使领馆中第一大馆所在地，也是国际组织和外国使团最集中的地方，更是世界各国外交精英风云际会的舞台。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外交何尝不是如此！谁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影响他国行为的同时又能抵御他国对本国施加的负面影响，谁就能在群雄逐鹿的世界格局变化中赢得主动，谋求发展。外交是在战争中结束、在建交中开始的特殊工作。教育外交则是以历史文化和价值观为底蕴，讲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水到渠成。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大陆学者在美国高校研究机构和主流社会地位的提升，使得中美教育合作与交流按照中美两国人民的意愿逐步发展起来。
令我终生难忘的莫过于“9·11事件”。2001年9月10日，我陪同时任驻美大使杨洁篪在盐湖城访问，之后，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杨大使把我们召集到酒店外的山坡下商议应对措施，他特别叮嘱我：“魏老师，这次活动主要由你联系，只要能早日安全返馆，一切活动由你安排。”从杨大使镇静自若、面带微笑的脸上觉察不出形势的严峻，从他坚实的步履中也读不出肩上的压力、道路的凶险，但我们都明白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心里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在非常时期，大胆、细致、安全、稳妥地处理好突发事件，拓展外交空间和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名外交官的义务和职责，容不得半点疏忽和大意。这也是考验一个外交官的胆识、外交艺术和协调能力的时刻。我积极与当地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并制定好安全返回华盛顿的几套方案。
9月11日上午9点，当杨大使准时出现在犹他大学礼堂的演讲台时，台下上千名听众爆发出经久的掌声。杨大使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向遇难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公民表示哀悼，对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表示同情。犹他大学校长伯纳德·马晨紧握着杨大使的手说：“谢谢，谢谢。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也是我们最为伤痛和需要朋友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来了，这将为我们增加勇气和力量。”
9月14日上午10点，取消禁空的消息终于传来，我们如释重负。当飞机安全降落在华盛顿时，我们看到了6辆挂着中国使馆车牌的轿车前来迎接，心中激动不已。
2006年夏，我再次赴美，到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教育组工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汉语的升温、“中国制造”的风生水起，创造着一个个奇迹。看到一批批中国学子在各个领域搭台唱戏，讲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变迁；看到中文在美国高校里逐步升温、普及，为中美教育合作与交流播种、奠基，心里那份骄傲和踏实只有久居国外的炎黄子孙、莘莘学子，以及心中有国心中有家的外交官们方能体会、方能诠释。
在驻休斯敦总领馆工作的6年半时间里，我接触最多的是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在美的中国学生学者。有不少中国学者已经成为美国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的负责人、教授、学术带头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美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潜在动力，看到了中美关系和平发展的希望。正如时任驻美大使李肇星所言：“我不是唯一的驻美大使，还有大熊猫‘美香’和‘添添’，以及千万个在美的中国学生学者。”
作为一名教育外交官，我与留学生打交道，有喜、有悲，也有泪。当我参加因意外而去世的两名留学生的葬礼时，难以抑制的泪水与伤痛让我终生难忘。
当然，也有幸福的记忆，我没有女儿，却“嫁过”女儿，而且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2009年春天，莱斯大学中国学联主席陈一跟我说：“魏老师，我4月要结婚了，但双方父母都无法来美参加婚礼，您能否代表我夫人的父亲出席？”
那几年，我一直跟夫人唠叨儿子的婚事，盼着能早一天为他们操办婚礼，但儿子的婚事总是遥遥无期，没想到却先要体会“嫁女儿”的感觉了，我真有点出乎意外，又有些忐忑，更多的是激动和高兴。能作为“代家长”，携着“女儿”走进婚礼的殿堂，是学生的一片诚心和对自己的信任，也是一种荣誉，一种满足。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不是缺儿就是少女，现在凭空“捡”一个女儿，是天大的喜事。
我开始从网上搜索女儿出嫁的礼仪，应该做哪些准备，并提前到莱斯大学的小教堂走了几回，找找感觉。随着陈一夫妇婚期的临近，自己也渐入角色。
在休斯敦工作期间“嫁女儿”
当我携着“女儿”走进教堂，面对着上百博士、教授级别的来宾，面对着迎面而闪的镁光灯，感到这是我参加过的规格最高、又最为朴实无华的婚礼，仿佛看到了他们的亲友，看到了祖国的未来。音乐声响起，我的心陶醉在幸福的遐想与回忆中。
我真正感到一种信任、一种荣誉、一种“儿女双全”的满足，也感到外交官的生活充满意外和欣喜，虽然不能与自己的儿子常相见，却能与更多的“儿女”共命运。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外交官的人生离不开自我调节、自我约束、自我掌控、自我判定。同时，外交官也是人，也有寂寞，也有情感，也有梦，也有自己的欲说还休、月圆人不圆之夜。两国关系紧张之时，自己的梦幻化为泡影之际，祖国和奉献就是一杆沉甸甸的秤。当父亲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正在亚拉巴马州慰问遭受飓风袭击的留学生，两种悲痛同时袭来，让我有些难以自持。夜幕中，我长跪不起，眼前挥之不去的是“父亲的背影”，任泪水湿透衣衫，任冰冷浸透肌肤，恨不能把“忠孝不能两全”作为纸鸢。
外语＋外事＋外交的三位一体
从1972年进入山大外语系到1978年赴英留学，从驻澳大利亚使馆到驻美国使馆，再到驻休斯敦总领馆，我竟有22年在国外学习工作，40年与“外”字有缘。从学习外语到国外留学，从外事到外交，我的大半生在用外语讲述中国历史文化、中国故事、中国方案、中国梦，用长期在国外工作学习的经历向国人介绍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优质教育资源、成功案例、世界各国教育的优势短板。
改革开放40年是我与“外”字结缘的40年，是我不知何处是家又好像处处为家的40年。40年来不忘初心，用党员和“文装解放军”的天职，修桥铺路，牵线搭桥，共筑文化认同；40年来牢记使命，用时代精神推动和谐发展，共生共荣。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顾自己的一生，生在幸福中，长在红旗下，是共和国给了我上大学、海外留学和从事外事、外交工作的机会，丰富了我的学识与人生，让我志存高远、心系天下、默默奉献。我知足，感恩。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所说：“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